从“荷马问题”看西学研究

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大致呈现出“以西格西”、“以西格中”和“以中格西”三种形态.本文以西方经典研究的典范——荷马研究为例,具体分析国内学界在荷马研究领域对上述三种研究方法的应用.透过中国的荷马研究,中国学人深入认识西方、最终回归本土、复兴国学;乃至运用国学传统阐释西方经典的努力可见一斑.     

敦煌文献“右行”考述——兼与杨森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文献的书写格式以左行书写为主流,但在不同的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右行书写的特例。敦煌文献中右行书写格式集中出现在吐蕃和归义军统治时期,它是在敦煌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主要受到藏文书写顺序的影响而产生的,部分也受到了追求平衡对称的审美心理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诠释的若干理论问题——以《聊斋志异》为研究范例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诠释与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诠释学理论是关于阐释行为的理论科学,探索为何阐释以及如何阐释,在西方经过了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本体论之后新进展三个阶段。古典文学作品"被诠释"的原因在于它有内在诠释力与外在诠释力,其"被诠释"的方式主要有语言、心理、历史、文化等,影响古典文学诠释的因素有历史语境、文化环境、意识形态、文学理念、研究者的研究、新材料的发现等。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应采取"二元论"的方法来运用诠释学理论,进而把握诠释现象。     

交通肇事罪中两个"逃逸"含义的新解读

加重处罚肇事逃逸的目的是保护初次及后续事故中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法益.除能证明不救助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外,肇事后不救助伤者以及不清除肇事形成的路障导致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均应认定为肇事逃逸.逃逸致死既包括不救助初次事故中的伤者致其死亡,也包括肇事者不清除路障引起后续事故致人死亡.成立肇事逃逸和逃逸致死不以逃逸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肇事仅致一人伤害后不救助导致死亡的,应认定为逃逸致死;单纯逃逸的只需评价为逃逸致死,积极移置型逃逸升高了伤者死亡风险的,成立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改土归流”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

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土司统治地区裁革土司土官,设置府县,代之以流官治理。此时,土家族地区与外界一直处于“冲突与合作”关系,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传入与融合,土家族音乐活动在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产生了傩堂戏、土地戏、酉戏、花灯、渔鼓等诸多新的音乐文化形式。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打破了以往土司在文化上垄断局面,在各地设立学校（义学）,学习汉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并且土家族的礼乐文化以及戏曲得到了空前发展,出现了歌乐的鼎盛、戏曲音乐的产生、祭祀音乐的变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文化现象,导致了土家族社会的文化重构和音乐的发展。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二）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农民均平求富心态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迁

农民具有的均平求富心态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党采取国家帮助发展、大力宣传合作化的好处等措施,满足农民均平求富愿望,引导农民参与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大量农村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无法实现农民增收,最终促生新时期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同时期的生产经营体制只有体现、适应、满足农民均平求富心态,实现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才会成为农民的自觉选择,才会长久。     

判例研究中新的视角及方法探求

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以及司法实务中法律统一解释适用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都反映了必须加强判例研究并在方法上力求创新的时代要求。当前的相关研究中除了＂制度构建＂的思路外,还存在一种有新意的重要思路,即＂从司法实务中发现或提炼判例＂的研究路径。今后的判例研究应当整合这两种研究路径,使对于判例的研究本身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建构过程之有机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