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精神的矛盾和悖论

中西方传统伦理精神,无论是中国文化中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的价值建构,还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城邦、宗教(上帝)或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道德责任建设,它们都产生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生活阶段,其产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决定了其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形态本身内在地蕴含着一定的矛盾和悖论,即人之存在的目的-工具悖论,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伦理-道德悖论,这些悖论的存在预示着传统伦理精神需要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经过辩证否定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论党项宗族

宗族存在于整个党项社会与西夏政权的全过程 ,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派生出许多支系 ,一个强宗大族往往包括若干个乃至数十个中小家族。大大小小的宗族首先是一个军事实体 ,越是强宗大族 ,拥有和控制的武装力量也就越强越大。同时 ,宗族还是一个经济实体 ,在这个经济实体内 ,既有农奴劳动 ,又有奴隶劳动 ,包含着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经济成分     

人类学视野中的西藏文化

本文从早期西方人对西藏文化的认识入手 ,论述了历史上西藏文化的开放性和保守性 ,着重讨论了回归人民的西藏文化的发展 ,同时对“西藏文化衰落论”进行了驳议 ,并从人类社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视角论述了西藏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文化。文章通过历史比较等方法 ,使人们不仅清楚地看到当代西藏文化是一种充满发展活力的文化 ,而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达赖集团宣扬“西藏文化衰落论”所要维护的是什么样的文化     

蒙古语“库伦”的文化释读

蒙古语“库伦”(圆形 )的文化涵义非常丰富。本文从语言入手 ,结合蒙古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逻辑、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等诸多方面 ,阐述了业已形成的具有蒙古族特点的库伦文化。文章指出 ,蒙古族库伦文化从平面的圆形开始逐渐发展到立体的圆体及球体 ,这是与蒙古族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 ,从而促进了蒙古族对圆形的合理利用及形态化认识的发展     

性教育该走向何方

本文通过对家庭、学校、社会在性教育中所扮演角色的论述 ,提出 :一、家庭是性教育的基本场所 ;二、学校是性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三、社会是性教育的天然课堂。本文对我国性教育的目的、功能、内容及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 ,指出在我国开展及时、正确的性教育的重要性 ,探询适合我国国情的性教育途径     

论黎族文身的伦理隐喻

黎族文身有着深刻的伦理原因,是古代黎族母系氏族为抑止血缘婚所刻下的氏族标志,是乱伦禁忌在黎族氏族社会留下的印记。它深藏的伦理考虑和设计已被模糊在宗教、审美乃至现实解说的时间烟尘中,它原本所表达的氏族含义远不似人们认定的那样表面、浅泛。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在数千年没有同一语言、没有文字的环境中,统一了黎族的伦理秩序,保证了这个民族的生息延续。     

农民利益集团重塑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现代农业合作社立法之思考

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开始步入利益集团博弈的时代。传统农民利益集团的虚设,是我国农民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因素之一。组建现代农业合作社及其联合社使农民利益集团得以重塑,并能在与其他利益集团博弈中有效维护农民群体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权。现代农业合作社立法应当体现农民利益集团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诉求,并使之制度化。     

怀旧的时代氛围与中唐宫词的丕变

尽管宫词自六朝即已有之,但题材和主题一直相当狭隘。这种状况一直到中唐才在怀旧心理的驱动下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抒发怨情和描写宫廷秘事两种主题双峰并峙的局面。其中最为著名的王建《宫词》通过对类似题材之作的积极扬弃,采用写实的手法和大型七绝组诗的形式,着力描绘宫廷生活的全景,对当时乃至后世均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统一战线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站在时代高度,深刻地分析了统一战线在新时期的战略地位与作用;赋予党的统一战线的主题、根本任务、范围对象和基本要求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明确了统一战线各主要领域工作的指导方针;为开创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上的重要保证,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长株潭城市群中心城市作用分析——基于大长沙都市区整合的视角

无论是从长沙所处的地理环境看,还是从长沙的综合经济实力看,长沙都肩负着带动长株潭城市群和整个湖南发展乃至中部崛起的历史重任.但长沙要在长株潭城市群发展中发挥好城市群中心城市应有的作用,还必须尽快实现城市结构转型,明确城市的战略定位,特别是要在做好做大做强自身的基础上,整合邻近的株洲和湘潭,形成大长沙都市区.从而使其真正成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战略空间,成为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的新的经济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