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理化到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文中沿合理化问题———交往行动理论———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这一逻辑线路,描述了哈贝马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概貌,并认为,忽视集体行动问题,使哈贝马斯的理论分析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逻辑空白,但他的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并没有填补这个空白,而是以其规范性内容,赋予哈贝马斯理论以社会批判的意义。     

社会生活中主体有德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分析

实现道德选择中的有德行为是社会有序化的关键。有德行为是对他人和社会有道德价值的选择行为。其内涵包括主体的意志自由、利于人的意识和利于人的事实,其实质是主体的道德修养和对时下情景的正确判断。主体的意志不自由、多重道德价值评价的存在、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等,会带来主体有德选择的困境。因此,合理的社会舆论、面对多重评价时坚持“价值量大小”的优先序列原则,以及发生价值间冲突时坚持“底线伦理至上”的原则,可以使主体走出有德选择的困境,实现有德行为。     

论以德育人与以法育人--从当代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谈起

针对大学生违法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的社会现象,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了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及主要原因,提出加强道德教育是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的根本措施,加强法制教育是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强有力手段,并强调以德育人与以法育人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及通过公民教育等手段实现两者的统一。     

高等教育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的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是指高等教育服务的固有特性满足顾客明确的或潜在的要求的程度,它包括六个特性:有形性、形象性、过程性、内容性、情感性和可靠性.高等教育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比较显著地影响顾客满意感,并通过顾客满意感影响顾客行为意向.     

绩效评价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

本文构建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组织承诺在绩效评价和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绩效评价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而组织承诺对绩效评价和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在绩效评价的不同层面上有所区别：对绩效评价系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对绩效评价程序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以此为基础,本文对今后同类研究的方向和管理实践提出了建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节能意愿影响因素——以知识型员工为例

以办公楼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结合组织氛围文献, 构建了员工节能行为模型。提出了组织节能氛围的概念, 研究它影响员工节能行为的作用机理。利用调查问卷, 在北京地区, 从办公楼知识型员工收集数据, 采取偏最小二乘路径建模方法分析数据, 验证研究模型。结果表明:积极的节能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员工节能行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组织节能氛围显著正向影响主观规范;组织节能氛围和主观规范对员工节能行为意愿没有直接作用, 他们通过影响节能态度间接影响员工节能行为意愿。根据这些结果, 公司可以通过营造良好节能氛围, 宣传节能意义, 提高员工节能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 从而促进员工节能。     

DSSW模型的交易者行为风险度量方法

在DSSW模型及噪声交易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风格和情绪指数变量,构建投资者证券交易风险度量模型,分析证券市场交易者行为风险与资产价格、无风险利率、风险资产股利、风险规避系数、市场预期价格、理性投资者所占比例、投资者情绪指数、理性投资者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及噪声交易者错误认知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证券市场风格与投资者行为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理论分析表明: 一般情况下,噪声交易行为具有情绪感染和放大效应、风险资产持多和价格压力效应以及市场风格与风险资产偏好、行为风险的同向效应。     

大学生对他人行为的责任推断与助人行为 ——群体关系与情感体验作用分析

采用问卷法对大学生的责任推断、情感体验、群体关系与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责任判断、情感体验、群体关系和提供帮助上存在相关性。维纳提出的行为归因→知觉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体验→提供帮助的理论假设具有普遍性和可靠性。对他人的责任归因、情感体验、群体关系,影响大学生是否愿意提供帮助行为。内外群体关系影响助人行为,大学生对内群体成员更愿意提供帮助。     

基于教育质量观的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分析及对策思考

从研究生教育质量观的视角反思,单一学术化、过度追求量化和功利化是造成当前我国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必须通过树立科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观,采取弱化量化指标的衡量、强化学术兴趣、营造良好科研氛围等措施,从根本上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增设“见危不救罪”的冷思考

面对他人的危难情形,行为人施救或不予施救背后的行为逻辑实际上是出于对行为成本—收益的考量。通过揭示行为人见危救或不救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可以看出,见危施救这一利他行为是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无须刑罚的涉足便可以自行存续和发展。增设"见危不救罪"并非破解见危不救困境的良方,不仅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而且公安机关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缺乏破获见危不救案的有效激励,同时潜在的救助者也会通过减少引起救助发生的行为而不是通过救助来避免法律责任,"见危不救罪"的设立亦会激励潜在的受害人降低自身对于危险的预防水平,导致无效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