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学习对儿童词汇意识的影响

关于双语学习对儿童词汇意识的影响,学界观点不一,解释机制多样.综述分析目前的研究发现:双语学习对儿童词汇意识的负面影响是不存在的,且仅是理论上的;尽管双语学习可能会导致双语者的词汇量减少,但是词汇意识测试中的双语劣势不是源于双语学习本身.双语学习对儿童认知的影响是正面的,尤其是有利于加工控制能力和选择注意能力等发展,从而促进了儿童词汇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幼儿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路径探析——以龙岩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与传统美术、音乐、礼仪、节日庆典等民俗。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客家方言被冷落,客家民俗被淡化,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面临挑战。政府及教育部门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作为学校教育基础阶段的幼儿园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通过幼儿园的教改活动,搭建家园合作平台,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等措施,形成多种路径共同保护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局面。     

幼儿园新教师观察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福建省幼儿园调查

幼儿园教师专业性的重要体现是通过观察和解读儿童,为儿童提供适宜的支持,促进幼儿的学习与发展。通过问卷调研福建省1062名幼儿园新教师观察能力现状,从确定观察目标、选择和运用观察方法、筛选观察信息和观察记录以及观察分析和支持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幼儿园新教师具备较强的观察意识,但是观察能力普遍处于低水平观察。新教师的观察能力在学历、幼儿园等级、幼儿园性质、幼儿园所处地域上呈现显著性差异。研究建议：完善职前课程培养体系,通过情境式的研训方式提升新教师的观察能力。     

倾听儿童的声音：“儿童立场”幼儿园课程质量观的逻辑起点

满足儿童发展的需求是幼儿园课程最为基本的价值诉求。因此,“儿童立场”的幼儿园课程质量观应被重视。通过对哲学视域下质量话语权的转向、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儿童观基础以及儿童相关研究范式调整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学术界关于儿童的研究已然将聚焦于儿童本身作为研究的基本遵循。由此,文章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儿童在幼儿园课程质量中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性,并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四个方面出发,论述了在教育实践场中“儿童立场”幼儿园课程质量观的基本样态。     

幼儿冒险游戏水平与抗挫折能力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幼儿冒险游戏水平与抗挫折能力的关系,及考察自我效能感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随机选取浙江省杭州市148名幼儿为被试,通过任务测评法评定幼儿的冒险游戏水平和自我效能感,通过教师问卷评定报告幼儿的抗挫折能力。结果表明：幼儿冒险游戏水平、自我效能感、抗挫折能力发展良好;冒险游戏水平直接正向预测抗挫折能力,并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预测抗挫折能力。     

幼儿园教师教学效能感与园长保教领导力的关系

为考察幼儿园教师教学效能感与园长保教领导力的关系,对X省6市共784名幼儿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教学效能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教师自我效能信念水平最低;幼儿园教师对园长保教领导力有着较高水平的感知,园长保教领导力水平越高,幼儿园教师教学效能感越强;园长保教价值领导力与组织领导力能显著正向预测幼儿园教师教学效能感。应多主体协同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信念,聚焦提升园长保教价值领导力和关注发展园长保教组织领导力,以此促进教师教学效能感水平的提升。     

持守与变革：美国儿童发展实验学校的经验与启示

儿童发展实验学校是美国早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曾一度被视作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儿童研究和教师教育的前沿阵地。现如今,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流失、服务时间难以满足大多数家庭需求、儿童研究样本多样化不足等困境。如何基于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持守自身在高校资源、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方面的优势,并通过增设服务项目、扩大招生规模、倡导教师研究,开展校际合作等变革措施突破自身发展瓶颈,是实验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解雇保护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第48条为视角

在我国,由于劳动法和公司法内容的冲突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现有劳动法语境下身份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同法院对于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后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与否的判决并不一致。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完全具有劳动法上劳动者人格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因而其不应该获得完全的与普通劳动者相同的倾斜保护。而且,高级管理人员被解聘后,因为岗位的重要性,公司往往会迅速找人代替;由于岗位数量稀缺性和要求的专业性,高级管理人员要求恢复原岗位的要求在实践中难以满足。因此,法院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48条时,不应支持被解除职务的高管的复职请求,而应采用其他救济方式。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Issue Information

In 2017,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care ord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was the highest ever recorded at 14,207. This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ri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ho are looked after, which is at the highest level since 1985. The authors reflect o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Care Crisis Review 2018, a sector‐led review, which examines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in care proceedings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care. The review sought to identify changes to policy and practice within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family justice system, in an attempt to divert cases away from the family courts an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care, where it is safe to do so. Whilst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is largely effective and the system generally works well, there is insufficient funding and resour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when they seek help,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is is at an early stage or when they are in crisis and most in need of care and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