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可能性

韦伯经典官僚制理论的伦理难题凸显于价值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紧张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方法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 ,使其统整于合理和合法统治的理想类型之中。但这种理想类型只是一种可能性 ,它注定是不可“回乡”的。西方的各种救治疗法仍然难以突破官僚制的伦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的新伦理精神建设才是突破官僚制的技术、知识统治之困境的可能之路。     

对大学组织特性及行政与学术权力关系的思考

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既有学术属性,又有科层属性。这两种属性反映了组织活动过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大学中的客观存在。多年来,行政权力在我国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处于主动地位,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被忽视。正确认识大学的组织特性,研究和探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试析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中的官人出身法

古代日本官人的出身资格大体分为五位以上的官人的子孙的荫子孙，六、七、八位的官人之子的位子和除此之外的白丁三种。荫位制是五位以上的有位贵族子孙的主要出身之路。古代日本的学校与官吏出身制度的联系不是很密切，大学的功能与其说是培养任用官吏的机构，不如说是在培养专家的同时，以使五位以上贵族的子孙广泛了解经学为目的的一种经学传播机构。     

民初的求官热与社会进步舆论对官本位观念的批判

民初知识分子受官本位观念的长期浸淫 ,奔竞求官蔚然成风 ,社会风气因之败坏。社会进步舆论从批判和抨击官本位观念入手矫正社会病态心理 ,引导知识分子树立独立自我意识 ,成为自食其力、人格健全的共和国民。这预示着知识精英反思和重塑国民性时代的到来     

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

从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权的建立、礼乐制度与十国君主集权的加强以及礼乐制度与十国官僚政治的发展三个角度可以窥视礼乐制度与十国南方诸国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礼乐制度在政权建立、界定君臣关系及官僚集团内部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的建立 ,为南方社会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具有南方特点的礼乐意识和礼乐体系因此兴起 ,并在南方诸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Who bears the burden of bribery? Evidence from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in Kenya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how an individual'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apital affects their propensity to make bribe payments in exchange for public services. Using an individual‐level survey on bribes,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burden of bribery is borne by the poor, but substantially decreases when institutions that constrain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re strong and effectiv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incidence of bribery decreases when social capital is high but increases when political networks are prevalent.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need to combine anti‐corruption reforms with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and social policies in order to foster equity in public services provision in Kenya.     

教育非均衡成因的新视角--公共选择分析

教育均衡是人们追求教育公平的现实路径选择,而教育非均衡的现实又是人们关注、迫切希望改变的。教育非均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而且又易被改变的因素往往被忽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从“经济人”范式、官员经济、利益集团三个方面来分析教育非均衡的成因,旨在指出解决中国教育非均衡问题最易于实现的因素,希望对中国实现教育均衡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国高校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拓展和职能的增加,直线型组织结构对环境适应性差、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协调性差等缺点日益凸显,尤其是科层化严重、学术权力较弱、群团组织权力不受重视等,成为违背大学职能、偏离大学理念的不和谐因素。鉴于此,我国高校组织结构应遵循坚持办学特色、注重整体和谐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在现有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矩阵型变革,即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科与项目相结合、教师组织与学生组织相结合的多重矩阵。     

完善理性官僚制: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

论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官僚制发育程度的不同,指出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不仅不能摈弃官僚制,而且还要为官僚制"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