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城市管理行政不文明执法的原因及其改善

现阶段,我国城市管理行政不文明执法事件屡有发生,究其原因,既有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自身、执法环境方面的影响,也有执法工作特性、对执法工作的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应从优化人员组成、狠抓工作作风、优化执法环境、加强有效监督、建立科学考评机制、推行信息化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入手,切实改善这项工作。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通俗化与政治化：近代经济史研究与教学中的资本概念

近代中国经济史教学中资本概念称谓更多的是历史习惯的延续,其内涵和外延并非名副其实,不能很好地表达其本身的含义。基于此种原因,为了研究和教学的方便,我们可以将资本概念的形式进行简化,即将近代资本形态根据其所有权划分为三种：外国资本、民营资本和国家资本。这种划分的好处在于标准单一,便于理解和接受,可以避免引起思想和逻辑上的混乱。     

流程再造思想对传统官僚制组织的挑战

流程再造是企业管理领域内的一个新课题,它的出现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的革命,而且正改变着传统的组织理论。它从组织结构、组织作业流程、组织成员主体价值,以及组织目标导向等方面,对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官僚制组织在流程再造理论的冲击之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清代盐商与官僚资本述略

清代官僚资本是盐商发迹的主要资本来源之一。清初,盐商依靠官僚资本的扶持得以迅速发展,并于乾隆中叶达到顶峰。但乾隆后期以来,随着官僚资本的日益高利贷化,盐商因受累于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榨而逐渐走向衰败,嘉道以后,终于发展到纷纷倒闭的局面。事实表明,清代盐商的兴衰与官僚资本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Weaving nets: Housing and leadership in two Italian cities

As part of local welfare in Italy, housing policies underwent reforms that emphasized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and cities in particular—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 and in the elaboration of possible solutions. Housing is quite neglected in the political debate, but i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responding to citizens' demands in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policy process in two Italian cities, Turin (1997–2011) and Florence (1995–2011). The paper argues that policy change in housing can be fostered by a local political leadership that invests ideational, relational, and positional resources in policy making to spread new ideas, build networks of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at the local level, and attract fiscal resources 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t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evels. Moreover,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bureaucratic leadership proves fundamental to promoting innovative policies.     

论官僚制组织的当代困境

工业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以其高效、稳定的组织结构特征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在其产生初期注重的是组织内部的发展,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但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公共舆论的不可控制性和不确定性使它原来的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已不能适应对社会的管理。所以当代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如何去管理网络公共舆论就成为其当代困境。针对这种困境,官僚制组织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应对、以合作的方式来从事管理。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档案工作标准化、程序化的理性审视

官僚体制是现行通用的组织体制。官僚体制的理性化特征决定了档案工作的标准化、程序化特征，文章介绍了现行的档案工作标准以及档案工作标准化的意义，从官僚体制对档案工作标准化、程序化的影响进行了理性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