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

本文认为 ,抗战爆发是中国 2 0世纪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 ,此后 ,中国文学开始了一个很长的“共名”时期 (这个时期的下限尚有待确定 )。论文同时指出 ,鲁迅去世与抗战爆发在时间上几近重合 ,是这一分界能够成立的关键 :这一重合直接标志了战前新文学的某种精神的终结     

公司治理对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构建GML指数测度25家农村商业银行2008-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剖析公司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模型对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样本农村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明显提高,个体间的增速差异逐渐缩小;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频率和自有资本比率的提高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股权制衡度和市场份额的提高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 市场 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 市场 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社区治理认知的视界、隐喻和框架

当前对社区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制度、技术等层面,而较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对社区治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以社区心态为引,回到社区"人"的本身来思考社区治理问题时,社区治理认知就成为社区治理何以有效的条件和基础。因而,将社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以视界、隐喻和框架作为社区治理认知的研究对象。其中,治理层和边界构成视界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以情境、对话勾勒视界的轮廓,以再构和融合阐述视界的意图。当面向日常生活时,社区会演化为一个隐喻的世界,而隐喻则成为治理认知的重要形式,其在认知功能上的表现在于其是组织各种概念的基础及生成生活经验的工具,而隐喻源的存在成为治理认知形成的介质。另外,从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心理原则的框架出发,关系本身对框架的安排和优化、情感的形式及运作、想象的类型和内容成为其核心要素。由此,以视界、隐喻和框架来构建社区治理认知,且以此窥视社区治理认知对于社区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其治理模式常常包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手段,两种治理手段交织形成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4种治理模式.环境干扰、资产规模、企业领导价值观以及所有权结构等方面因素影响了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治理模式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实证研究显示,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模式下,家族企业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绩效.     

项目制研究的现状与新路径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深广的影响力。文献考察发现,国内研究围绕五个主要议题展开,研究成果较集中于近六年内;国外研究也有一定基础。既有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研究视角有缺失,偏重宏观层面和政府视角而忽视了基层村庄社会的回应;二是研究议题失均衡,对项目制负面效应发生机理和防范机制研究还很薄弱。“村庄回应”是项目制研究值得重视的一条新路径,以此路径切入,可探寻“项目进村”的实践逻辑与问题成因,是有利于找到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提升项目制实践成效并防范“项目进村”负面效应的有效方法。     

英美模式对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启示

资本主义公司进入第二阶段以后 ,出现了“经营者支配”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同样面临此类情况。如何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如完善资本市场、改革银行体制、选拔经理人才以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     

社交媒体视阈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社交媒体正快速成为公众针对各种公共事务及公共话题表达意见和建议的平台和主要渠道。它正在悄然改变社会治理方式,正成为互联网时代政府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可以说,整个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治理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但目前,政府在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治理时还存在民生需求分析机制不完善、虚拟社区思路不清晰、社交媒体社会动员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因此,急需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建立社交媒体民生信息监测、分析与应对机制,加强社交媒体治理体制建设,创新治理理念,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动员模式,加强社交媒体中议程设置等社会治理方式。     

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积极政府的理论视角,从行动边界、行动特征、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行动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共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探讨;从力量吸纳度和行动主动性两个维度出发,将政府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划分为“积极政府”“灭火式政府”“消极政府”和“无力型政府”。通过分析集中整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案例发现,相关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积极政府特征。积极政府是对政府边界问题的良好回应。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是其有效实践路径,三者均是积极的政府行为,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治理的良性循环;实践中,要坚持源头治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借助信息化手段,逐步迈向高效能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