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认知的方法论探讨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和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是对人权问题科学认知应遵循的三个基本方法。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把握住人权本身的实际 ;才能既看到人权在历史上是资产阶级的特权 ,又看到它必然会发展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应享有的权利 ;才能把对人权的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     

高校科研管理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本文阐述了知识产权的概念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作用,论述了如何在高等院校科研管理中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提升行政相对人之法律地位略论

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与服务行政观念的确立已使行政法学界较多地关注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传统理论过分注重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轻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行政法律关系以直接管理为主导,不利于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行政法朝着文明、民主及科学的方向发展。得益于行政法理论的进步和行政活动实践的发展,试就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提升问题作一阐释。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     

地理标志知识产权性质分析及法律对策

地理标志不是独立的知识产权客体 ,但具有某些知识产权属性。它反映特定地理环境与产品之间的关联 ,标志产品的特定质量与信誉。TRIPs协议是对地理标志保护的最新国际公约 ,它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的一般标准、专门保护及保护的例外。我国新修改的《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条例》增加了地理标志的保护。这些都反映了国际及中国对地理标志立法的趋势。分析地理标志制度的经济根源 ,以揭示其本质 ,并提出作者自己对地理标志制度的看法     

论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的关系

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法领域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为了正确辨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主权的性质、主权与主权权利的不同概念及相互关系.笔者认为,主权权利区别于主权的特征在于,不仅其自身具有可分割或可让与性,而且可与主权相分离,甚至全部主权权利的不能行使也不构成对主权的否定.以此为基础,本文将主权与国际法的关系划分为两个层面,即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相互依存的关系、国际法对主权权利的丰富、发展和限制的关系.     

论我国农村集体成员撤销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实践中,农村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对此,应当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制度。《物权法》中规定的农民集体成员撤销权赋予了农民集体成员司法救济权,为实现其基本权利奠定了基础。但现阶段我国的集体成员撤销权在资格认定、客体范围、行使期限、法律效果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应予以完善：成员资格的认定可采用主体、补充和兜底三重标准进行认定;为规制村民小组,应将其同样列为被告;行使期限应当区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类型分别加以规定;应当引入《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强化对农民集体成员的司法保护力度。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与分析

根据对福建省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情况的调查,从思想文化需求状况、社会交往需求状况、娱乐文化需求状况和文化产品与服务需求状况等方面,对当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就满足和引导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述评

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监督实施的主要手段,是一种通过寻求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手段。缔约国报告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专家机构通过接受,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与缔约国建立建设性对话关系,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报告制度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其运行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正确认识这种监督实施措施的性质,正确处理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对缔约国报告制度进一步改革,国家应该增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