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与诉权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没有明确的权利概念,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中国古代法律就不保障权利。就诉讼而言,中国古代诉讼当事人绝非客体,而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并享有多方面的诉权,只是相对于现代人来讲,其主体地位和诉权均不够充分。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权威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在维护法治建设、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意识、司法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行政诉讼在民众心目中未树立其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从法律文化意识、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以树立行政诉讼的司法权威。     

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具有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的供词;诬告者反坐,证人地位低,对伪证者刑惩严厉;疑罪从轻、从赎,实行有罪推定;维护等级特权,体现宗法家族统治;重视勘验,物证技术比较发达;刑讯是获取人证的主要方式;以五声听狱讼,验诸证信,自由推断等七个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些基本特点的探讨,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传统的“诉讼形态”。     

略论公民受教育权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近几年来,公民受教育权在我国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许多学者都对该权利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理论上的突破必将推动实践中的变化,该项权利在中国肯定会被更多的人更大程度上享有.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发展趋势,即公民受教育权的主张会日益强烈,公民受教育权的内容会日益丰富,公民受教育权的诉讼会日益顺畅.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势在必行——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考察

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和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我国应承担的WTO协议国际义务不相适应、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并且具体行政行为当中“零售性违法”可以得到司法救济,而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批发性违法”问题却无从进行司法救济也不符人类基本理性。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法治与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兑现我国国际义务、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论公民诉讼私人原告的代表能力——以“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为例

作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问题上最经典的判例，“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引发了关于在公民诉讼中“诉讼资格”问题的讨论。鉴于“事实上的损害”及“美学和环境福利”上的损害，公民个人或其团体得以扮演“私人检察官”、“私方司法部长”的角色，对环境违法者提起“公诉”，成为环境资源法律的特殊执法主体。虽然这有助于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但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多种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和选择、私人原告代表能力有限、纠纷解决成本过高等诸多问题。在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建立在公益诉讼模式基础之上的公民诉讼难以成为保障环境法有效运行的基本的司法形式。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法律规制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当前,由于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带来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加速变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为解决这一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节能减排"措施,其中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因具有减排能力强、成本低廉等优势而备受青睐。但该技术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必须对该技术依法进行规制,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新兴的技术项目,世界各国在法律规制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安全方面、管辖权方面、责任归属和诉讼管辖权方面的法律规制不健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技术的健康发展。     

论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

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对实践审判活动极为重要。认定“主要证据不足”是通往行政法治的一条阶梯。从“主要证据”的预设出发,然后层层推进,深入分析“主要证据不足”及其相关问题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对比分析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厘清其中行政法治的考量和价值追求,才能更好地领悟行政诉讼的目的,并借此指导实践审判活动。     

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在税务部门擅自扩大税务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诉讼主体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践问题。在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时,必须坚持与税务行政执法主体适格一致的原则;坚持在同一个法定职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被告的原则;坚持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税务行政诉讼被告自身的部门利益不可凌驾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之上;坚持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利于行政诉讼整体健康发展的原则。     

浅析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在司法审判中,一直以来中国往往注重实体权利的实现,强调个别正义。即使是一向注重法治的西方国家,传统关注的也是实体正义。不过这种局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程序正义不仅有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也是法治进程的推动力。程序正义成了西方国家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在中国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