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研究

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实施,应当通过规范解读、实证考察、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价值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具体研究方法,对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从被诉行为、适格被告、救济客体以及损害后果等方面对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了初步界定,但在规范、实践及理论三重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仍呈现出对被诉行为的违法性要求过于严苛、对适格被告范围的理解与立法规定的诉讼类型不符、将"众多"个人利益简单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尚未将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风险"纳入救济范围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要科学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当遵循法定性、必要性及合政策性标准,一是只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违法行为在实质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二是只有当受侵害利益无法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等私益诉讼机制获得司法救济时,才有必要将其纳入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三是应当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留意政策倾向的价值维度,以积极、稳妥的态度对待政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指引,避免对案件范围的盲目扩大或不当缩减。具体而言,一是应将被诉行为的范围拓展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即仅就被诉行为而言,只要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就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的诉讼类型属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该类诉讼的适格被告,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不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三是不能仅因受侵害对象人数"众多"就将其纳入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将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救济范围的实质性标准;四是为提前规避"实害"的发生,应当构建预防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那些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现实威胁的、紧迫的、严重的、不及时制止可能产生难以弥补损害的"风险"纳入该类诉讼的救济范围。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思考

本文从“直接开庭”存在的弊端入手 ,以程序正义为出发点 ,在比较、分析不同国家的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司法实践 ,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构想     

监察体制改革下行政公益诉讼的再审视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给监察机关，这使得改革前依靠职务犯罪侦查权来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检察机关行进困难。实质上，监检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改革初衷与机制虽为异体，但均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服务。理论上“协同治理”为监检衔接搭建了“桥梁”，实践中，监检衔接制度的优化为实现公益的“双赢”提供了有利途径。因此，亟需从理论逻辑和制度设计层面入手，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利用二元视角，推动行政公益诉讼纵深发展。     

小额诉讼程序中裁判文书的简化

简化裁判文书体例和说理是提升诉讼效率、适应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的基本要求。当前，通用的裁判文书格式固化、式样单一、内容繁杂冗长，已无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高效司法的需要，难以与小额诉讼程序完全匹配，束缚了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简化裁判文书、提高诉讼效率，需要从增强法官的专业能力出发，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在加强说理和法治宣传的同时，对裁判文书的体例结构进行适当简化，创新裁判文书的式样，拓展无裁判文书适用的案件范围，完善当事人司法监督和权利救济渠道，做到程序规范、格式简化、说理透彻、处理得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小额诉讼程序改革，体现法治精神和社会价值。     

《民法典》人格权侵害禁令溯源、性质及其制度构建

为满足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行为的规则供给需求，《民法典》第997条增设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但尚待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没有为之提供配套的程序，《民法典》也未进行相应的规定，有必要分析如何构建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构建制度的前提是明晰其性质，而学界目前就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尚未形成共识，多数观点认为是临时禁令，少数观点认为是永久禁令。鉴于这一制度借鉴自国外制度，借鉴对象的性质及相应规则对于分析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及制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本文从制度溯源开始，结合借鉴对象的性质、功能以及我国的本土语境，分析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并提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完善建议。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源自英美法上的禁令制度，而非直接来源于罗马法上的禁止令状或令状制度。英美法上的禁令制度既包括永久性救济，也包括临时性救济，还包括其他法官发出的命令；既有财产保全的内容，也有行为保全的内容，还有行为给付判决的内容。多数观点主张将人格权侵害禁令作为临时禁令的理由并不充分，且不独立于诉讼的禁令制度与我国既有制度相重复。较为妥当的方案是使人格权侵害禁令独立于诉讼，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功能；基于效率与公正的平衡，使法院既可以迅速发出临时性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也可以及时发出永久性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并且在同一程序中，可以先发出临时性禁令要求当事人在程序结束前停止行为，在程序结束时以永久性禁令取代之。基于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内部差异，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程序内部也应当具有相应区分。总体而言，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程序应当介于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间，情况紧急、作出临时禁令的应当接近非讼程序；其他情形则应当接近诉讼程序。法官审查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申请时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以及不及时制止是否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将公共利益纳入考量范围。人格权侵害禁令送达后即生效，对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禁令仍然有效。人格权侵害禁令生效后被申请人不履行的，法院按照行为执行的规则实施强制执行。     

检察公益诉讼对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分析——来自绿色专利申请的经验证据

推行检察公益诉讼是一场深刻的司法制度改革,其本质是借助司法权来缓解公共利益因主体缺位而可能出现的“公地悲剧”问题,对维护公共利益、抑制租值消散、优化资源配置具有深远影响。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检察公益诉讼理论基础、制度价值和规范建构等方面,鲜有文献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政策效果展开实证分析。基于此,以我国检察公益诉讼试点数据为样本,将绿色专利申请作为表征公司绿色创新的核心变量,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开展实证研究,能够全面检验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创新的政策效果,揭示检察公益诉讼推动公司绿色创新的内在机理,进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全面推行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检察公益诉讼显著提高了公司绿色专利申请的积极性,并且地区检察机关越透明、环境检测机构供给越充分、公司公众关注度越高,检察公益诉讼推动公司绿色专利申请的政策效果就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对检察公益诉讼与公司绿色创新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政治关联对两者的调节效应为负。该研究结论为厘清检察公益诉讼与公司绿色创新之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有助于进一步夯实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并为建立健全检察公益诉讼配套制度指明了方向。     

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研究——以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在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完成举证任务，检察机关需要对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但由于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性质界定尚存争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性质亦未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性，造成取证效率较低，影响诉讼的进程，致使保护环境公益这一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应赋予检察机关限定强制性调查取证权，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促进取证顺利完成，从而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