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已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保障农业科技进步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其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尚不突出,对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尚未形成。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审视和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遵循新公共服务理念,能够将对创新性涉农智力成果的保护建立在确认农业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利与平衡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并通过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利用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实现专有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充分结合。     

基于土地发展权分配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研究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集体利益提供了政策保障,但由于现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测算本质上仍然基于被征土地的农业用途,还达不到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不能分享农用地用途转换所获得的土地发展权收益是问题的关键.借鉴实践中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的分配方式,国家和农村集体按60%和40%的比例分享土地发展权收益,并利用部分资金共同出资建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可行之策.改进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方法,使土地发展权的分配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从建设用地出让金中扣除农地经营性收益和广义土地开发成本,得到土地发展权收益;通过对农民意愿的调查,确定农村集体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收益比例,进而得到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收益,其与农地经营性收益之和就是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以公共权利论浅谈行政法立法与实施现实的冲突

文章以公共权利论观点 ,通过对我国地方在行政法实施当中具体案例的分析 ,阐述行政法立法与行政法执法当中的矛盾 ,提出应当严格遵从执法结果与立法精神一致的观点     

统筹城乡进程中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论析

农民权益保障已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的瓶颈问题,严重影响着统筹城乡的深入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完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的内在要求。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推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为基础,构建以"法律机制、自治机制、服务机制、评估机制、合作机制"为核心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体系,是有效化解统筹城乡中的深层次矛盾的路径选择。     

制度变迁的经济原因与困难 ———使鹿鄂温克族裔文明兴衰的启示

一种文化的衰落背后,往往隐藏着现实的经济力量。使鹿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并不主要是因为生态移民政策的失误,也并不是由于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足所致,而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得传统生产方式和相应的制度不再能适应人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被放弃。资源的日益稀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人们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产权规则。但规则的改变,可能使得原来的强者成为弱者,成为变革的牺牲者或反对者。如何对不同主体的利益给予合理照顾和协调,是制度变革成功的关键。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商品房双重买卖法律问题研究

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必然会涉及物权和债权这两种民事权利。本文分析了商品房双重买卖的物权变动问题,认为应采纳物权变动的区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商品房双重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认为两个债权合同都应该生效。最后,分析了商品房双重买卖的法律救济措施。     

谈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民族医药产业将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加强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意义尤其重大。作者在详尽分析了我国中药知识产权方面的现状之后,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在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对策。     

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实质性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强度补贴会显著降低政府R&D补贴的正向作用;民营经济比重的上升则有助于政府R&D补贴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2000—2018年,仅2005、2011和2013等三个年份的补贴强度过高,2007年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均处于合理区间。分区域来看,补贴强度过高的省份多达12个,且大多数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比重过低的省份有7个,且大多数位于西部地区;补贴强度和民营经济均处于合理区间的有北京、天津、河北等14个省份,而两者均处于不合理区间的有山西、江西、湖北等5个省份。因此,合理设置补贴额度、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优势,是真正发挥政府R&D补贴作用、实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