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志》的创办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华裔学志>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西欧天主教人士在中国创办的面向西方的汉学杂志,至今这本杂志仍然位居当代国际汉学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之列.这份杂志发展的最初时期正值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在13年的前期历史中,尤其得益于辅仁大学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垣、沈兼士、张星烺、英千里等人的鼎力支持.<华裔学志>在其前期历史中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切,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华裔学志>试图继续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以其关注中国古老文化的"纯学术性"来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浪漫·颓废:都市文化的摩登漫游——李欧梵的都市现代性批判

城市尤其是上海形象在李欧梵学术视野中的凸显,映现出他复杂的文化现代性立场。《上海摩登》正是这样一部著作。李欧梵从分析老上海物质文化入手,重绘老上海文化地图;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等“海上”现代作家加以分析,着重揭示其作品的“浪漫”“颓废”信息与“阴柔”气象,由此展现现代生活变化的本质。李欧梵意在呈现浪漫主义及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及其在现代中国的曲折之旅,从都市文化批判中描绘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性错位与冲突。     

刍议国学文化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国学文化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根同源,两者的有机融合是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实践,既有利于提升教育内涵,又有利于国学文化的传承。本文结合苏州大学研究生会“立人、立文、立世、立行”的工作理念,探析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上融合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力求找到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突破口,以丰富教育形式,提高教育成效。     

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研究

美国中国学的最终创立者远东学会产生于美国东方学会并在初期与之联合,而东方学会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大本营。中国学研究在美国汉学内部发端是由美国汉学的特性所先天决定的,也是当时美国现实需求和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汉学与中国学的初期合作并未能掩饰双方在学术主张上的根本差异。研究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能揭示汉学与中国学最初的关联与纠葛,从双方的决裂过程彰显二者的差异。通过研究美国东方学会、远东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美国重要涉华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中国学发端期的互动,可以反映美国中国研究的一段发展史。     

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特征——谢元鲁教授访谈录

中国史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焦点之一。访谈中,史学界知名学者谢元鲁教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海外对中国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兴起于晚明;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研究特征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深层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了解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及新进展

中国的词,早在唐代就传到了日本。弘仁十四年（823）,日本嵯峨天皇、有智子内亲王和滋野贞主就有模仿追和之作。但日本关于中国词的研究,起步较晚。明治时期的森川竹蹊,是日本较早研究词学的专家。森川竹磺编著的《鸥梦吟社丛书》收录有中国词话著作七种,并予标点注释,这比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要早出版二十多年,比1921年况周颐和王文濡编印的《词话丛抄》也要早十来年。日本的词学研究,跟研究小说和诗歌的学者相比,人数较少,知道词的人也不多。近十五年来,研究词的学者逐渐增多,论著也增加了不少。村上哲见先生的《宋词研究——南宋篇》最具代表性。     

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素描

俄罗斯汉学具有自己特色,研究视野广阔,自成体系。出现了众多的汉学家,形成多家流派、研究中心和民间协会,为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化、为世界汉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介绍了汉学在俄罗斯的起源和发展、汉学流派以及今天俄罗斯汉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清代汉学家的族谱论

清代汉学家积极参与修谱活动,其族谱论继承前说而又有所发展。他们像宋、明儒家那样重视族谱的教化收族功能,但彰显了族谱的史学特征,更深入地讨论了宗法与谱法的关系。他们重视小宗谱法,倡导实事求是的修谱原则,反对攀附,并就族谱的繁简、分合等问题提出不同见解。他们的族谱论反映了汉学思维向谱牒学的渗透,有的汉学家且带有族谱史学化倾向。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红楼梦》校勘中的孤立印证与以讹证讹问题——在马来西亚“《红楼梦》与国际汉学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在近几年的《红楼梦》校勘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单向思维与孤立印证,二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与以讹证讹,所以,研究《红楼梦》中的方言构成,首先要把这部小说的诞生放在18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并在空间上把当时北京的语言文化发展大背景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视野之内;其次是要把《红楼梦》作者家世环境和个人经历考虑在其中;再次,在考虑到方言形成的地域性同时,必须注意到方言也有"流动"性的事实,这其中包括移民在方言的传播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红楼梦》校订注释上更臻完善,超越过去,为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为《红楼梦》在世界的传播,为国际汉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