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郭沫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蔡震

在海外汉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郭沫若无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日本是海外郭沫若研究的重镇, 他们研究郭沫若的学者比较多, 而且持续、扎实地进行郭沫若研究, 并定期开展学术活动, 出版会刊, 研究水平总体上比较高。中日两国的学者在做学问的路数上有所不同, 当然也就各有长短。不过,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 两国的郭沫若研究才可以有很好的交流和互补。     

德国的儒学情结

从18世纪起,德国思想界的沃尔夫、康德、黑格尔、谢林等都曾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价值取向评论介绍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艺术界的歌德、席勒、海涅、黑塞、布莱希特等都倾情研究和赞赏中国文化。德国传教士与儒学传播的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和卫礼贤。卫礼贤对于儒家思想的把握是多视角、全方位的,不同于一般的传教士和汉学家。黑格尔认为,“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中国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福兰阁著作等身,最负盛名且穷其毕生精力的是五卷本《中国通史》。从18世纪至今,中国的古哲在德国文化中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在目前德国,孔孟老庄等先秦哲学家的影响很大,《论语》的译本已有十几种,《老子》的译本有104种。有些《论语》译本还附有汉语文本、拼音、解释等。     

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两种取向”

北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两种取向:"冲击—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观"。前者认为中国文论的发展进程中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在外来冲击下才能引起,片面夸大外来影响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试图以西方理论来置换中国文论;后者着意强调中西文学思想间的异质与对立,凸显中国文论本身的特殊性,但这又容易滑向文化相对主义,否认中西间的可比性。放弃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在尊重差异的前体下,充分认识两种文化各自的特质,通过平等对话与交流,实现互识与互补,方可扩大对文论根本性问题的共识。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在20世纪前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他的原意是强调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始”,这是内藤湖南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近百年内,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又和国际汉学及近代中日学术思想的论争有密切关系,是从世界的角度重新探讨中国历史的产物。所以,应该把它放到世界汉学流变中去认识。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展开,也具有相当的作用和意义。     

“游牧帝国”一种事实还是模型建构——评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国人类学学者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于1989年出版,他结合自身人类学考察的成果,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游牧帝国”的理论和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的新的解释模式——“两极世界”模式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对于中国边疆史研究和游牧文明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拓宽视野的意义,是一种新尝试。但其在史料使用、理论建构、人类学方法论等问题上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需要学者们客观、辩证地思考与再探讨。     

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及其汉学研究综述

主要对国内外史学界在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及其汉学方面的研究历史与最新成果加以简要评述,指出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由于对俄文档案史料挖掘不够以及我国学界资料欠缺所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今后在扩展资料的利用和扩大研究层面上的一点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学的三次争论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因应于中国局势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动,西方汉学家诠释《孟子》时,在“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争论涉及到论辩双方不同的哲学预设和诠释方法,争论的焦点亦高度相关于他们的现实关切与政治选择,尤其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选择.一批卓有影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孟子》成为西方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乃至现代中国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     

宋代儒学教育的演变、特点及其启示

宋代的儒学教育从内容方面讲,强调伦理教育,强调致用思想;从教授方法上看,针对不同年龄采取的多样的传授方式,避免了一般伦理说教单调死板的弊病;从参与者的角度说,一些信奉儒家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亲自参与办学和教学,令儒学思想的传播更为精准,也更具吸引力。宋代儒学教育的这些优点,都是当今国学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同时,由于受专制政体的影响,宋时的儒学教育也有很多的局限性,为当今国学教育提供了历史教训。     

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一批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赴美华裔学者,到美后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支援系统,但得到美国的研究环境,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20世纪40年代赴美的这一代华裔学者,可称之为协力培育和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他们对美国汉学有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引领美国汉学研究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