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三维论

法官职业道德是法官的基础素质、首要素质,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至关重要。法律院校教育是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机制建设是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关键,体制建设是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保障,应形成由学校教育、机制建设和体制建设“三位一体”的道德建设模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体系。     

论收入分配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党的二十大强调，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收入分配秩序与社会公平和效率密切关联，学术界对上述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经历了由对立到兼顾再到互促的过程。完善的分配制度，应当在确保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的实现，即实现两者的统一。就结果公平而言，收入分配必须体现责任履行与利益分享的对称性；就过程公平而言，收入分配必须体现竞争的公平性；就机会公平而言，收入分配必须体现机会的平等性，需要特别关注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性。就具体路径而言，收入分配必须保障底线，放开高线；坚持一次分配促效率，一二三次分配兜底线；促使低收入人群升水平，高收入人群强影响；确保实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落实一次分配由市场主导，二次分配由政府主导；坚决管住非法，维护和彰显合法。     

智慧法院伦理风险的表现样态及其化解进路

智慧法院是数智时代科技运用与法院传统业务进行交融后应运而生的新型样态。扫描一下现实情况，智慧法院存在着一定的伦理风险：技术运用容易导致司法公平风险，诱发司法公正风险，并滋生司法公开风险。针对三类问题，提出宣教符合时代价值的技术伦理观念、制定智慧法院技术伦理的政策和规范、开发合乎伦理规范的智慧法院应用程序三条有针对性的化解进路。     

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论阐释

无论税制设计如何完善、税法规则如何复杂,偷逃税、避税、税收筹划始终是税法运行实践中无法消除的事实,也是各国税务机关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税收征收究竟是以形式还是以实质为标准,始终是税法领域存在争议的话题。实质课税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十分相似的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肇始于德国的经济观察法,还是经日本学者升级后的实质课税原则,二者在税收立法中的确立最初都是源于反避税的需求,都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而对当时税法进行修改的结果。从实质课税原则在英美法系的演进过程来看,实质课税原则经历了被否认到被允许的过程。由于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实质课税原则主要通过法院的判决被确立,这与大陆法系通过税收立法确定实质课税原则存在明显的区别。从实质课税原则的产生背景来看,反避税是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税收立法或税收司法实践中产生或确立的直接动机或最初原因。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在税法中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法律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关系"的形式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而经济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只有将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应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税收问题,使税收的经济性与法律的权威性相契合。尽管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中有着不同的称谓,理论和实务界对实质课税原则的内涵和功能定位存在诸多分歧,但从实质课税原则的诸多争论中可以发现,实质课税原则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而是实现税法上税收公平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技术性、手段性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其目的是要求纳税人按其实质的税负能力来纳税,最终实现税负的公平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于税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但并非适用于税法运行各环节的全部领域。     

城市扩张、社会排斥与低收入群体出行体验的差异性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力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城市发展吸引大量人口涌入，为满足更多人口的居住要求，城市扩张不断加剧，由此导致了城市空间的重构。在经济层面、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也相伴而生，其结果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出行难度日益增加。文章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调查与访谈，发现"职住分离型"与"职住一体型"低收入群体的出行困难存在不同的解释机制，公共交通供给不平衡与收入水平过低是限制低收入群体出行体验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生活配套设施稀缺与封闭社区的隔离也对低收入群体的出行体验产生负面影响。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同时，政府应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出行现状，增加基于公民体验的城市规划，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城市居住环境。     

考虑消费者公平偏好的竞争供应链歧视定价研究

考虑消费者存在公平偏好且两个制造商分别通过各自的零售商销售相似产品的竞争供应链，并构建三种情形下的博弈论模型，研究了不同的供应链成员采用基于消费者历史购买行为的歧视定价(BBP)策略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不采用BBP策略相比，1)仅零售商采用BBP策略会降低制造商利润，但是当消费者公平偏好较大时，仅零售商采用BBP策略会增加零售商利润；2)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均采用BBP策略会同时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3)仅零售商使用BBP策略会减小消费者剩余，然而制造商和零售商均使用BBP策略会增加消费者剩余；4)仅零售商采用BBP策略会降低社会福利，当制造商也采用BBP策略会进一步降低社会福利。     

汉语绰号的社会文化价值

摘要：汉语绰号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命名规律和使用特点，有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为社会现象，绰号是个 人形象的标识，是社会历史变迁的镜子，能创造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作为精神文化，不断取材或融合各种文化元素的绰号是 人们品评表情的手段，折射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也是语言魅力的艺术展现，为文学作品增色添彩，传达人们的审美 情趣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平的理论和实践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一直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公平。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公平主要体现在按劳分配原则中 ,但这是平等权利中的不平等 ,认为只有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毛泽东在实践中把避免两极分化作为公平的主要内容 ,贯彻按劳分配有失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新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下 ,把公平归结为有利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分配模式 ,最终归结为共同富裕     

从教育公平视角探讨我国的高考制度改革

高考制度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科学与公平”的高考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高考制度的演变体现在考试资格、考试科目、考试科目分值、考试方式、考生志愿的设置、考试权限的归属、学费数额等方面，其核心价值取向是“科学与公平” 。目前的高考制度存在着区域不公平、城乡不公平、高考方式不公平、高校竞争生源不公平等现象，其最终根源是我国高考招生权限设置不合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社会过分重视第一学历。增强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合理设置教育行政机构与高等学校的招生权限；增强考试内容的科学性，合理设置考试科目的分值；改革考试方式，拓展人才选拔渠道；优化高校收费制度，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     

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再思考

学界关于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产生较大分歧，关键原因在于未能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理论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可以从“理论基础”、“显著特征”与“价值旨归”3个层面依次加以展开。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理论基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分于其它价值观的内在本质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著特征的公平与效率，是对资本主义与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规定与实践经验的双重超越，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集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内在理论表达，预设了以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作为最终价值旨归的理论定位。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可以凝练为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下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