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评扎西达娃及其小说创作

扎西这娃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西藏和拉美之间某些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使得扎西达娃能自如地领会和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他的作品主要表现了孤独与探索的主题.本文结合扎西达娃的具体创作分析了其作品的独特魅力.     

西南联大群体的新诗研究及其外来影响——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中心的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不断总结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新诗研究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使闻一多和朱自清在"现代诗学"的创造中受益颇多。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天津永租契约探微

朱文通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为个例对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动向展开探讨。文章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新资料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能得到充分发掘利用,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肖红松对民国时期河北的烟毒吸食问题进行探讨后指出,河北烟毒的吸食群体总量在三十万人左右甚至更高,文章还对烟毒吸食群体以及烟毒吸食的蔓延趋势进行了多维度解读。王小梅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中的部分破产案卷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破产法》的制定、实施及其所具有的作用、意义等情况进行了深刻剖析。任吉东探讨了近代天津永租房地契其在中国内部的固有形态以及在外力冲击下所产生的变化,阐释了天津土地契约形式在近代的蜕变,以及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裴赞芬对中国继承法律文本的近代化、司法实践中的立嗣与女子继承权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民国时期近代继承法理念已从法律文本逐步渗入民间生活,实现了中国传统继承制度的近代嬗变。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未来发展--包头师范学院2001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通过对包头师范学院2001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抽查分析,结果得出呈现中等程度心理疾病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3以上;男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无明显差异;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强迫症、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及精神病症.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群体的家庭出身、高考影响、学习压力、社会竞争压力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学生工作机构应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宋代闽北词坛鸟瞰

宋代闽北词人群是宋词创作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人数虽少而开拓之功不可没;南宋时期人数众多,围绕爱国、隐逸两大主题进行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地域特色、文化背景及某些重要的词人尚有待学术界作进一步研究。     

“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适应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发生新变化的要求提出的 ,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统一体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总结历史,与时俱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反修斗争”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国际范围内的“反修斗争”。这一运动的结果并不成功 ,而受害最大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今天 ,当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上跋涉前进的时候 ,认真反思这段历史 ,其积极意义与我们对十年“文革”的清理和反思是一致的。只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 ,才能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不断前进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从《国学唱歌集》到《音乐小杂志》——李叔同音乐事业的起步与升华

李叔同于1905年编《国学唱歌集》,是其音乐事业起步的标志,而次年他在日本编辑出版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则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升华。研究李叔同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思想,必须追溯《国学唱歌集》的出版和《音乐小杂志》的创刊。这也是研究李叔同音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两次中西部开发对内地城市化的影响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一次是“一五”计划中以156项工程为核心,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另一次则是在三线建设期间大规模的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两次开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内陆地区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工业企业,改变了千百年来我国内地几乎没有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历史,大大推动了我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对内地的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对其城市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