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

文章就《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相关的理论与批评作一比对,认为严羽不少诗学思想来自江西诗学,尤其是黄庭坚的诗学思想,诸如师法前人“立志须高”、“参”“悟”之法、“别趣”之说、“收拾贵在出场”等。“别材”与用字拘来历,针对江西“以才学为诗”而发则切中江西诗学病痛,但未能考虑特定的政治背景。批评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实则宋诗尚理而趣在其中。反对宋人和韵酬唱,本自朱熹,当辨证分析。     

吉登斯社会行动时空向度模型的知识社会学改造

行动的时空结构问题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吉登斯在其社会结构化理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行动的时空模型。研究在行动的结构中时间与知识的连接,必须对吉登斯的行动时间性模型进行改造,而改造其实质是知识化的结果。对吉登斯空间模型的知识社会学改造可通过三个学术追问来完成。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     

历代诗论中李贺涉“艳”论述评

古往今来诸多诗评家都关注到了中唐诗人李贺诗歌中具有"艳"的风格特征,并构成了李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主流风格。然而在众多的批评观点中褒贬赞毁各持己见,有的盛赞为天地奇彩,有的大加肯定,有的不乏贬损。本文在历代诗论中擘肌分理出各论主旨,耙梳厘清出其诗"艳"所具"侧艳"、"幽艳"、"古艳"、"怪艳"、"冷艳"等内蕴,明确"艳"之风格乃李贺风骚独领,历久不衰,成为了一种艺术典范,为后世所宗。     

建构海外华文文学诗学批评体系——评《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

正海外华文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视野,虽然理论向度与生存主体同当代文学具有根本区别,由于它分享了中国文学的意义向度和阐释方式,早期相关文学批评亦通常被当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分支看待。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已经延续三十多年,与相对成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比较,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若干问题仍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     

朱熹文艺批评实践对主体人格的彰显

朱熹在品评文艺的过程中秉承的一贯宗旨即是以人格定艺格。他评诗文如此,评字画亦毫无例外。他论书法虽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工拙、技法层面的问题,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主体之人格。人格过人则不复论其工拙,人格不佳则文艺作品再精工其格亦属低下。朱熹在论及书法与主体关系时大抵涉及两个向度,即以人论书和以书观人。而书格与人格的统一性又影响着朱熹对主体修养与创作心态的论述。     

认知诗学视域下“情绪”的多模态转喻构建——以几米绘本《时光电影院》为例

在多模态文学语篇如绘本中,故事内人物的各类情绪鲜用抒情词语直接表述,主要是运用色彩、图景等视觉空间元素,配以简约的叙事性文字,协同启用转隐喻映射机制,创造感同身受的情绪感知体验。本文首先以几米的绘本《时光电影院》为例,详述多模态情绪转喻的三种类型——情绪的生理效果代情绪、感知物代感知者情绪和外景代内情,继而从协同空间、转喻的多模态协同表征两个维度,提出多模态情绪转喻表征系统。我们还剖析了几米绘本中多模态转喻的涉身体验和民族文化动因。本文认为几米绘本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多模态转隐喻的巧妙运用,藉此激活读者的普遍性身体感知图式和民族性审美感知图式,得以把人物内心的情感感知世界外化并传递给读者,在引发读者人生体味和思考的同时,创造无以言说的审美体验。      

晚唐五代儒学颓势与文学审美转向

晚唐五代儒学基本上处于凋敝状态,此期已无振兴儒学的关键人物,只有皮日休等少数几人略微可观。他们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企图接续中唐文学运动余威,亦无助于扭转儒家道德诗学的颓势进程;相反,他们理论和实践判然有别,文道背离,逸出儒家伦常之外,沦入虚假与庸俗化境地。在毒手尊拳的时代景观里,此期的文学精神已由昂扬勃发退缩到个体一己之情感世界,反道缘情和骈俪艳美渐成主流美学取向,文学旨趣离儒家道德诗学观念渐行渐远,文学的审美转向势不可遏,因此他们的明道和诗教思想都已失去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