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产业集聚度测度方法中的E-G指数,测算1994年-2006年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几个行业的集聚度,结果表明在研究时限内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没有达到集聚,但是其趋势图表明未来可以达到集聚。其余行业的集聚程度在不断提高,且呈现增强趋势。然后运用SPSSl2．0的Spearman测算FDI额与各行业的集聚度的相关性,用双尾检验考察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二者呈现强相关性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视角的我国省域基础科学研究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98-2010年的相关数据,从空间距离的角度分析了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不同省域之间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空间统计的方法着重考察了科学基金的空间相关性,并对基金申请和资助活动空间分布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请活动已经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资助活动尚未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但如果基础研究活动以现有的速度持续向东部沿海省份集聚,我国基础研究在2015年左右将从现有的非均衡多点式分布模式改变成非均衡单点式分布模式.     

一类基于SPE的物流配送量优化模型

在对物流配送过程进行分析时,将完全垄断企业物流配送量优化问题看作一个带“有向边”的网络,从而利用交通网络优化中的用户均衡原则,将物流配送量的优化问题转化为需求函数未知时的空间价格均衡问题。在给出与空间价格均衡问题等价的隐式变分不等式后,利用求解变分不等式的预测-校正方法的思想,对所得的模型进行动态化求解,通过对物流配送量与商品价格的数值观察结果对物流配送量进行动态调整,在经过较少次数的迭代后可以得到最优解。最后给出了数值试验的结果。     

基于集群创导导向的航空产业集群治理评价研究

借鉴已有集群治理研究成果并结合航空产业集群的特殊性,剖析了集群创导与集群治理的互动关系,构建了航空产业集群治理分析框架,提出了航空产业集群治理要素模型,即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3个维度的多层次综合治理要素体系,旨在为政府等有关集群主体公允地参与航空产业集群治理、提升集群创新能力提供指导,并为开展集群治理评价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生态型关键种企业形成研究——基于生态位测度

借助生物生态位理论对典型企业群落的企业生态位进行测度,并据此对群落内的关键种企业进行识别;采用物种生态关联度计算方法对典型企业群落的生态、产业关联度进行测算,结合企业群落内的企业类数、有无机构规划和投入等因素,应用因素关联分析方法对关键种企业的存在和作用前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群落内的产业关联和生态关联对企业生态位以及关键种企业的形成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就关键种企业的形成条件而言,无论企业群落规模和企业种数有多大,只有当企业之间在产业链上能做到共生与互补(生态关联)时,范围广、频度高的生态产业活动才更有可能出现,继而作为主导群落内副产品、废料交换的关键种企业才能因此产生.研究结果对认识和把握生态工业发展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企业战略-组织环境协同演进与产业空间转移——以自行车产业为例

通过回顾自行车这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120年的发展、集聚、转移历程,系统分析了影响其转移的各种因素及机制;提出产业空间转移主要受承接地区集聚力和转移地区扩散力的双重作用,同时也受到劳动力成本、冰山成本、资本收益及制度环境的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产业的空间转移,揭示出产业空间转移过程本质上是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战略与组织环境协同演进过程。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集群创新合作网络的自组织演化模型及其仿真研究

通过刻画集群主体的理性创新合作决策行为,建立集群创新合作网络演化模型,运用仿真方法研究网络的自组织演化规律及拓扑结构特征等.结果表明,知识溢出效率越高,网络越快自组织演化至稳定状态,其资源配置效率及公平性也越高.知识非完全溢出情形下,出现合作主体间的影响力异类匹配,网络具有普遍的小世界性特征.知识的互补性并非建立创新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潜在合作伙伴的网络位置也是独立于知识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普惠金融支持光伏发电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在上网电价补贴支持下快速发展,然而当前面临着补贴拖欠和退坡的严峻挑战,因此通过金融手段解决光伏发电融资难题至关重要。尽管近年来各省获取金融服务的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但空间上仍存在明显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本文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对中国光伏发电发展促进作用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引入空间权重并选取各省太阳辐射量、电力消费量、煤炭消耗量和各省电价补贴额度等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普惠金融对光伏装机规模影响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西低东高发展格局,而光伏发电发展也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光伏发电前期阶段主要由光照资源主导因而分布在西部地区,后期装机中心向普惠金融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转移;可见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光伏装机容量具有显著支持效果,且该支持效果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相对于政府补贴等方法,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可以更有效支持光伏发电发展。     

产业集群网络中知识转移行为仿真分析①--企业知识刚性视角

知识刚性使得企业固守现有知识并阻碍外部新知识的流入,从知识刚性视角分析产业集群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有助于研究造成集群知识锁定和路径依赖的原因。通过设定企业知识刚性和知识吸收能力等状态变量,设计知识刚性影响规则、最短路径规则和知识转移发生规则,针对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的产业集群网络中的知识转移行为进行了仿真。仿真数据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知识刚性对集群内部知识转移有显著影响,控制知识刚性,建立多渠道多样化的相互学习和合作关系,进而扩大知识转移范围,提高知识转移成效,是缓解产业集群知识锁定和路径依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