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与重构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意蕴是,最大限度地剥离土地承包经营权超载的、原本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法层面的生活保障功能和农村治理功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完全的物权属性。由于现行法律将土地承包权的内容附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进行一体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内容迁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将土地承包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是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物权属性并达到改革目的的根本方法,其中土地承包权是成员权的具体权能,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这与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不是一个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土地承包权而形成的这个新权利将具备包括抵押在内的完全的处分权能,其应当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名称,并应当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设立。     

大数据背景下的商业秘密保护

通过研究商业秘密与数据信息的关系、现行商业秘密保护模式的缺陷、以及大数据背景下商业秘密保护等问题,指出在大数据背景下商业秘密保护面临的困境,并从立法、行政监管与企业自身防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完善与统一商业秘密立法,增加并完善数据化商业秘密立法保护,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行政监管,以及企业提高防范技术等措施,进而改善大数据背景下的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弥补立法的缺失,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超效率DEA Malmquist Tobit模型

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05—2014年各省市的工业环境效率进行静态评价。实证结果表明： 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环境效率水平较高,但各地区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其中浙江、江苏等地环境效率值较高,云南、贵州等地较低;11个省市的全要素环境效率的增长率平均值大于1,技术进步是工业环境效率变动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环境管制对工业环境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外商投资和人口密度对工业环境效率产生消极影响。     

日本环境法中非规制调整方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环境法的调整方法除规制方法之外,还有综合性方法、经济方法、信息型方法、行政指导、环境协定、事后措施等非规制调整方法。规制方法与和非规制方法各有其优劣,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应当注意将该两种方法运用在不同的情形;同时,应当注意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引导合意方法的运用方向应为不确定的环境风险、生活型公害及环境舒适问题,我国环境法的调整方法存在合意方法即行政指导、环境协定应用得很少等缺陷,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加以改进。     

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减排效应研究

经济增长通过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本文从结构效应出发,利用1997-2014年重庆市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重庆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剧了污染排放,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2)短期内,误差修正机制会弱化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一方面重庆市要继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保持各项环保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和长效性.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制度模糊性下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正式规则和实施特征两方面存在模糊性,正式规则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有意性模糊和两种形式的产权公共域,实施特征的模糊性则表现在渐进式实施和选择性实施两个方面。已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由模糊到清晰的逻辑,主要沿着不断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和逐步增强地权稳定性两条主线逐步展开。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仍然需要坚持产权逐步清晰化路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以“三权分置”为原则,合理细分土地产权;以土地财产权实现为重点,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切入点,逐步提高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强度。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近年来农村社区腐败不断侵蚀农民集体权益,与产权改革的目的呈现冲突。农村社区腐败治理问题需要放置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中进行理解,特别是从基础性的产权治理入手来进行探究。当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因集体产权归属不清、责权不明和保护不严等,使得农村社区治理逐步陷入缺乏合理有效产权支撑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社区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区“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利益分配与集体经济主体缺位之间的矛盾。下一步,伴随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推进,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农村社区矛盾解决的重点,农村社区腐败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重点从明晰产权主体、实施政经分离、完善赋权增能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机制、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与机制等,有效建构起预防和治理农村社区腐败的长效机制。     

地区官员腐败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     

论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法制转型

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人民群众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环境保护工作应该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的环境管理模式正在形成.新的环境管理模式更重视公众的切身感受及其环境权益的实现,其管制目标理念、法律义务和责任设定、管制措施等与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的管理模式有明显的不同.管理模式的改变对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都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应当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进行环境法制转型,在立法目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