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美国国务院《2009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2009年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办公室发布了《2009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该报告对198个国家和地区于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期间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了评估。和往年一样,报告继续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进行歪曲。本文结合该报告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涉华部分的主要内容,揭示该报告的实质及存在的问题。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论遗嘱方式的缓和主义进路——以《继承法》修改的相关理念变革为中心

为了确保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近世各国立法均保留了发端于罗马法的遗嘱方式强制的传统.但严格的遗嘱方式强制却与遗嘱自由原则存在矛盾冲突.我国修改《继承法》,应当摒弃严格的遗嘱方式强制立场,而采取缓和主义.理念上应从注重遗嘱形式完整性转向注重意思表示真实性.缓和主义的进路是增加遗嘱类型的规定;废除公证遗嘱效力最高的不合理规则.对遗嘱形式要式主义的缓和方法是区分遗嘱形式中的本体要素和证据要素,降低形式瑕疵对遗嘱效力的影响.修改后的《继承法》应当对遗嘱形式欠缺的相对无效事项作出专门规定.     

论林语堂的民族观念及自由意识

林语堂深受中西文化浸润,其民族观念体现在他试图通过个人文化趣味与文化感悟,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人文价值及其对应于社会文化选择的个人文化特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刚柔并济＂为特征的道家哲学和儒家＂中庸之道＂合而为一,归结为＂中国的人文主义＂。他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寻求灵感,帮助自己确立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念,并创建了文学＂性灵论＂,进一步张扬个性。民族观念和自由意识的确立帮助林语堂对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有了更深切地体会,并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论公民自雇权益的法律保障

自雇作为公民自己雇佣自己以谋求个人生存的一种方式,已经成为底层社会群体一种十分重要的就业形式。自雇是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公民生存权的有效途径,理应获得法律的切实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公民的自雇权益却屡遭侵犯,形势令人堪忧!本文认为,国家应当将自雇者的权益纳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通过建立促进公民自雇的政策扶持机制、现代城市管理机制以及法律救济机制,为公民自雇权益的实现提供强大的法律保护,进而使每一位自雇者都能过上体面而又有尊严的生活。     

文化哲学何以可能

文化哲学不是关于文化的知识(文化学),而是对文化的自觉与反思。文化的历史与认识文化的历史不同,认识文化的历史起源于文化的发现,是对一个完全由人自己所创造的存在的领域(或是形式)的发现,这种存在既不是以神的法则为前提,也不是以自然的必然性为前提,而是以从这二者独立出来为前提,是按照人的自由法则而存在的。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认识这些法则以及论证自由这个事实在自然界、社会以及所有其他必然性中实现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现代启示

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从儒家、道家、佛教的角度进行阐释。研究认为,儒家主张用礼规范个人的行为,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讲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道家最能体现自由精神,既有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也有对生命自由的终极探寻;佛教重在弘扬生命的主体性,强调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由此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西方遵从道德法则、主动和被动的自由等自由思想存在相通之处。     

论庄子的生死观

以“生死一体”与“安之若命”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为出发点,探索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庄子在“无为而为”的自觉意识中将生命历程的个体体验塑造成一个中心圆的世界,生和死是起点和终点的重合,死生成为一体。安之若命是生命得以延续、实现生命之自然价值的无可奈何之举,其最终目的是突破生死而得“道”,超越自我达到无待,实现逍遥的精神价值。     

The rejected voice: towards intersubjectivity in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needs to be linked with philosophy. Those with communication impairments encounter many problems when engaging in conversation with others. Does only the speaker(s)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ke their speech intelligible?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 suggest that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offers original insights into speech as an intersubjective phenomenon. By exploring my experiences of having speech difficulties due to cerebral palsy, I shall argue that the unintelligibility of my voice is not simply my failure to achieve the able-spoken standard(s) of speech, but also the failure of others to recognise my utterance as speech. I hope to offer a different account of the voice that defines the human voice as intelligible speech – one that provides a more appropriate philosophical diversity for understanding the ethics of articulation.     

浅议我国遗产“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源于罗马法的义务份制度,是一种限制遗嘱自由的手段.现代民法,以“社会本位”为立法基础,为维护社会利益应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程度限制.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身份决定的,而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规定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需要决定的.我国享有必要遗产特留份额的人仅限于法定继承人中的“双缺人”（即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这种因限制过少而自由过多的弊端极为明显.建立我国“特留份”制度的思路应当是：扩大特留份制度权利主体的范围,在特留份的份额上设定可量化的标准与数额,对于“特留份”权利的行使进行适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