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定规则及其适用

推定是立法者或法官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创设的一种法律关系,是推动案件事实证明的一种辅助工具。为避免夸大推定的作用,使推定规则得到恰当适用,必须对推定概念和适用条件进行界定。文章认为,推定的性质决定了其仅限于法律推定,不包括司法裁判者对未知事实的推论或推断,原则上也不存在不可反驳的情形。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而刑事诉讼奉行无罪推定原则,这决定了推定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因为推定不是证据,不可能满足刑事案件事实"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     

解释论下盗窃罪与抢夺罪界分标准之匡正

对于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标准,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以秘密性和公然性作为区别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关键,而有学者提出的平和窃取说则主张以行为是否具有暴力性作为区分之标准.以解释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盗窃和抢夺两词进行文理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比较解释,主张应当坚持传统观点,反对平和盗窃说,将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认为盗窃罪与抢夺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抢夺行为具有公然性,对于行为人误认为未被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发现的情况,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     

会计专业高职人才培养规格研究——基于会计职业岗位群分析

近年来,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内外职业教育专家纷纷把职业教育的改革作为研究的重点。我国目前的高职教育正处于质量内涵建设阶段,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片面强调专才,学生知识面过窄,学生应变能力差,缺乏立体思维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本课题组调研了各类型企业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在研究了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现状之后归纳总结出了以行业需求和就业市场为导向,面向企业一线会计岗位,突出会计职业素质的提升和拓展的人才培养规格。     

中国在国际标准竞争中的兼容策略与公共政策

兼容策略和政府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推动后发的中国自主标准成长为国际标准至关重要。为了给中国政府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构造一个三阶段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以研究技术标准的市场规模和兼容成本对企业兼容决策的影响,得出了企业在标准竞争中选择互相兼容、单向兼容和互不兼容策略时的决策条件,据此为中国政府制定有利于本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公共政策提出建议。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调控房价的热效应研究--“标准住房面积”的制度化、常态化与法制化

近年来,调控房价滋生了一系列热点效应,问题的焦点越来越集聚在“标准住房面积”上。我们应当通过人口与住房面积相结合来制定“标准住房面积”,增加住房资源并节约土地资源,有效遏止投资、投机行为,降低住房的总价,使中低收入者直接受益,从而实现房价调控的最终目标。     

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关系论——兼评《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厘清碳排放权、碳税与低碳标准的关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无法回避的问题。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具有互斥关系,二者不应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基于对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优劣分析,前者与后者分别适宜于大型与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减排。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也具有互斥关系,对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的排放源,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对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的排放源,不应再重叠适用低碳标准制度。与此不同,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相冲突,二者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气候变化应对法》应注意理顺温室气体减排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避免制度之间出现龃龉。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义务的判断标准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为视角

如何认定"知道",以及如何明确"知道"的判断标准,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关键问题。"知道"指的是"明知",而不包括"应知"。在掌握"知道"义务的判断标准时,应当遵循三方面的原则:根据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不同,判断标准应当有所不同;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判断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普遍审查义务。     

论合同之债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基于解释论的立场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是时效制度中一项尤为重要的构成要素,然而我国相关法律规范对其规定失之简略。合同之债请求权是一项重要的请求权类型,以解释论为路径对其时效期间的起算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力图从法技术层面实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可为分析时效期间的起算提供一个范例,并可为缓和诉讼时效制度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实现时效制度的本土化提供借鉴。     

蒲松龄科举之路与清初科举文风的转变

蒲松龄的科举之路在顺治朝顺利,在康熙朝失意。原因之一是其文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科举制艺要求,思想倾向也与康熙朝文教政策存在差异。造成这种不合与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文教政策处在从混乱到规范的动荡期,科举取士的衡文标准也不明确。这种情况下,考官没有统一的选拔标准与依据,士子也没有明确的努力方向,致使"艺业者漫无所宗",是蒲松龄科举有过一时得意之后被无情黜落的根本原因。这是蒲松龄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成就了我国古典小说有了《聊斋志异》这一伟大名著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