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完善为主题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回顾过去,展望到202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市场化改革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三中全会《决定》在改革理论上有新进展,突出地表现在按照城乡、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完善新体制、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等方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继续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对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进一步消除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等。     

关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命题的提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含义与范围及立论基本逻辑、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学含义、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与国有资产配置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评价体系五个方面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概念进行了研究,厘清了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中的财政成本控制

银行体系是政府最严重的或有隐性负债的来源。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历来是作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其全部的风险和重组的义务。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财政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财务危机中发生的成本一再扩大。为了控制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中的财政成本,必须要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加强各方监督的激励机制,包括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建立透明的“风险分享”机制、完善金融机构重组和注资的法律规范、强化公众和法律对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此外,还要规范财政注资的措施,使其显性化和透明化。     

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

在唐五代,“屯田”和“营田”是封建土地制度中两项重要内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争议不决。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分阶段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认为在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唐后期至五代,出现户部营田务管领的营田,乃是与屯田并行的另一种官田系统。文章还否定了唐后期屯田转化为营田的说法。     

渠道管理:提升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网络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市场和客户对商业银行服务的新需求,国有商业银行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借助渠道管理,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商业银行通过明确客户渠道的归属、明确渠道重点运营的业务、明确网点渠道战略、明确电子渠道战略和明确客户经理渠道战略,可以强化渠道资源的优势,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能力、金融创新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显著提高核心竞争力。     

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制度的法律分析

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制度是维护国家作为国有独资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体现国有资产所有者利益和意志的重要制度,具有合理的法理依据。我国修正后的《公司法》明确规定由国务院向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这是从体制上、机制上、法律制度上规范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监督,是在充分维护国有独资公司自主权的同时完善所有者（国家）监督机制的有效做法,是一种科学的监督方式,将在国有独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标多元化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权衡理论的解释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问题是制约其改革深化的难点之一。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行为扭曲了企业市场关系,目标多元化使企业偏离了价值最大化目标。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必须针时不同的国有企业分别进行。     

国有股权行使的关联问题初探

国有股权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国有股权行使的关联问题不同于一般股权,有特殊性。而现有《企业国有资产法》作为调整国有股权的特别法,在调整国有股权关联交易问题上并没有体现特别之处,而是《公司法》的简略照搬。所以我们应该完善《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使更好地规范国有股权行使中的关联问题。     

企业重组、政府作用与市场秩序————对近年来国内几个钢企并购案的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问题是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钢企的重组以及经济转型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角色的适时转型问题,其根本途径是通过推动政府治理模式从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运行转变到建立有限、责任、法治的现代政府,建立公平、正义的规则,完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继续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继续推进政府从一般市场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克服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经由政府治理转型推动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完善。     

国有企业OFDI的特殊地位与政策需求

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导致我国OFDI绩效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占OFDI主体所造成。国有企业OFDI体现国家意志,从我国OFDI的特殊背景看有其合理性。仅仅从短期收益的角度、单纯从利润水平去评判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是不准确也是不科学的。我国OFDI的动因和发展模式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特征,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的主体地位短期是不会改变的。我国OFDI的制度改革和绩效提高,需要将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经济利益还原为企业的投资收益,细化和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审慎利用国有企业自身所有权属性的特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