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号博弈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定价研究

定价是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能否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并购定价主要涉及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一系列讨价还价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博弈行为。本文运用博弈理论与方法构建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定价的信号博弈模型,并进行博弈均衡分析。结果表明,在分离均衡下,定价信号可以真实地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是一种最有效率的均衡。定价信号能为提高并购效率和成功率提供有益参考,为并购各方提供决策依据。     

国有煤炭企业经营者薪酬监管研究

当前国有煤炭企业经营者薪酬监管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薪酬与绩效脱钩、公共监管缺失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的现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共监管力度不足、缺乏立法规制是导致国有煤炭企业薪酬监管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公司治理结构、公共监管、薪酬监管法规政策体系提出了具体建议。     

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基于一项历史的考察分析

分析新时期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需要遵循历史性、整体性、客观性和辩正分析的原则,才能对其历史性地位获得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功能行政化向功能政治化的转变,呈现出由体制困局向科学定位、行政惯性向政治核心、职能划分向制度创新转变的路径特点。     

本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基于此,以任职地点为切入点,采用中国资本市场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期间5489个观察数据,实证考察本地独立董事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本地独立董事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且政治关联弱化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补贴则增强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功能。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在本地独立董事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补贴较高的国有企业,应重视对本地独立董事的聘任,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进而有效约束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政治关联的可能负面影响。     

政府行使退出权和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一般应配置在最重要的部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重新定位,确立其进退领域,政府行使部分退出权,推进企业重组,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和制度创新     

国有企业监控的制度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监控是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国有企业监控手段已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在运用产权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监控和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监控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现阶段的实际国情,提出了国有企业监控实现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几点战略性思考

囿于对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传统认定,酿成了资源配置陷阱、“所有制歧视”、阻碍制度创新、影响企业家队伍成长和中小企业战略主导地位的确立等等弊端。科学的国有“主导”战略重组应为:在(1)公共物品(基础设施)、(2)垄断行业(军工、专卖等)、(3)高科技产业、(4)竞争性领域四大类划分中,重点为退(4)进(3)。这样的资产重组与制度创新,对于科学认定“国有主导”的本质、正确设计国有经济进退思路、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破除“所有制歧视”等都是极为有利的。     

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

国有银行产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收益最大化是其制度变迁中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政府追求的目标函数具有动态优化的特征,最大化的实现取决于租金收益与税收收益的最优组合.由于中央政府追求目标的多元化、地方政府利益以及政治银行家的个人效用等原因,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国有银行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与政治银行家的利益达成一致,以及外部环境的建设.     

经济不平等与国企工人阶层意识的形成——一项经验性的考察

面对经济不平等,国企工人的阶层意识逐渐形成。依据“阶层位置-限制-阶层意识”的分析模型,综合“感知、评价与行为”三个层次,国企工人的阶层意识在形成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特征：其一,在目前的社会基本阶层结构中,国企工人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对经济不平等的感知和评价,与客观阶层位置存在一定的偏离,工人常以主观认定的“社会底层”描述客观位置上的“不利”;其二,国企工人对经济不平等的意识选择显示为内部差异性分布,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中心倾向,即拒绝经济不平等。     

股份合作制优越性的若干辨析

近年来在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股份合作制。它是通过改制向本企业职工出售资产而形成,是一种新的集体经济。其产权关系明晰,实现了政企分开,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职工真正成为企业主人。对我国的国有中小企业而言,股份合作制有着其他企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