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在新的世纪里 ,中国农业将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知识化、市场化、生态化、集约化和社会化的现代农业转变。这一发展新动向表明 ,基因农业、生态农业、白色农业、海洋农业、都市农业、观光旅游农业、网上农业、太空农业、精准农业和优质农业将是 2 1世纪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西部大开发论略

东、西部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社会政治因素,后者主要指国 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方面的不同和人员素质等软环境的差异。中国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是为了实现振兴农业、缓解基础产业、扶持战略产业的经济目标,也 是为了实现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政治目标,又是能够扩大我国经济与军事战略纵深 ,突破反华围堵,争取长期主动的战略部署。西部开发成功的关键是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 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行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借新经济之风,鼓西部开发之帆;走传统开发 之路,只能是事倍功半。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论学术批评

中国学术现代化,呼唤学术批评的繁荣.创造性学术批评,有赖于健全的学术批评观."学术"是中国传统语词,含哲学、科学意义在内;"批评"是来自日文的外来词.阐明并丰富"学术批评"一词的意义,是本文任务之一.从中西学术历史看,学术批评是学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环节.它和学术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学术批评的进步,集中体现为学术批评方法的进步,而学术批评方法的进步,正是学术发展的标志;学术批评是学者们在真理面前进行的理性对话,批评的结果,学者之间没有输赢,真理才是唯一的胜利者;从实质看,学术批评是以真理为标准进行的自我批评.真正的学术批评,是民主的、科学的批评,是具体的、历史的客观批评,是责任感和理性、革命性和建设性、独创性和真理性有机结合的批评,是融理论性和实践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是科学批评、历史批评、哲学批评的有机统一体.     

在实践中丰富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念

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念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理论界历来重视研究马克思的这一理念,但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个人全面发展"的提法转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提法.本文强调,这两种提法是有重要差异的,马克思说的"个人全面发展"是有严格的理论含义的.本文分析了这种"转换"的成因,同时也肯定了我国理论界在研究这一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此外,本文也指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两个维度--道德维度和历史维度,以往的研究普遍地拘执于道德维度,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对"普遍异化"的历史意义的肯定.     

浅谈美国学校教育特色

美国学校教育注重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结合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为学生提供广泛的选修课程的机会 ,以促进学生个性特长及能力的培养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三型政党”建设的功用与路径优化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并针对深化改革作出全面战略部署。在我国,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核心,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建设“三型政党”已成为党的改革与建设的总体目标。因此,“三型政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驱动力量。“三型政党”本身是党的改革和建设的目标体系,理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建设路径,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探索国有制有效形式的重要方面,亦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总体上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竞争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明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性质和职能,构建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还需要创造配套条件,需要支持体系的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