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民族意识现状抽样调研报告

本文试图通过对9所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民族意识的问卷调查,深入了解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和现存状况,掌握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发展变化趋势,探讨民族院校如何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以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民族意识问题。     

关于西部农民基本法律意识结构的调查分析--以西宁市y村为例

分析西部农民的法律意识结构,对西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基础意义。文章通过对西宁y村的典型实证分析,认为西部农民法律信仰的生成理应根植于法律的生活化积淀,因此要逐渐改变农民是法治社会的边缘人的传统,将他们推至法律生活的前台,以培养法治实现所必须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内”“外”表达:桂林龙脊梯田景区乡愁意识的建构与重塑

桂林龙脊梯田的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是自然景观与乡愁旅游资源的综合体,承载着景区的历史记忆,是延续和传承龙脊梯田景区乡愁文化的重要表征。留住乡愁文化对于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重塑乡愁记忆和树立乡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村民作为龙脊梯田景区乡愁旅游感知的内部视野,与作为外部视角的政府、游客和媒体有着不一样的建构策略,在深描各行动者如何"留住"与"重塑"乡愁的基础上,提出活化社会记忆、激发集体记忆、凝聚情感记忆和赋能媒介记忆的乡愁旅游发展路径,旨在强化乡愁旅游主体地位、增强乡愁文化认同、搭建乡愁情感纽带和创新乡愁文化感知。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试论《格萨尔王传》中古代藏族先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自古以来,藏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独特的方式保护着大自然,进而产生了独特的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深心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通过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可窥探古代藏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朦胧认识、崇拜到竭力保护这一过程,本文阐述了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互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与朴素观念。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

价值自觉是价值自信的基础和前提,价值自信是价值自觉的结果和归宿,只有高度的价值自觉才能铸就充分的价值自信.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觉才能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必将铸就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认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的必然选择和本质体现,必将激发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无穷创造力和战斗力,谱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崭新篇章.     

不同性质汉语隐喻句认知加工的fMRI研究

有关隐喻认知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隐喻加工机制与一般言语理解相比是否具有独特性以及隐喻理解伴随的神经生理机制是否有其独特的模式? 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对隐喻性质进行区分。常见的熟悉隐喻可进一步区分为词源性隐喻与引发性隐喻,其中词源性隐喻的隐喻义属于词语多个词义中的一个延伸义,而引发性隐喻则是将两个分属于不同概念领域的概念进行非字面的语义联结。词源性隐喻句和引发性隐喻句的理解包含了与一般语义句理解不同的加工内容。相比一般句,词源性隐喻句特异性地激活了与语义竞争相关的左侧颞中回、颞上回以及与加工深度有关的额下回,而引发性隐喻句则在左侧额下回有更多激活。隐喻的内在加工过程和神经机制并不单一,探讨隐喻理解与一般语义理解的异同需要考虑具体的隐喻性质。     

农户和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主体看待该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研究1基于1 002份有效问卷,引入态度的三维度模型,将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态度分成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结果显示：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问题,增加农业收入;但利用政策贷款意愿度并不高。研究2基于857份农户和145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有效问卷,选用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态度强度与中心性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态度强度上,行为强度差异显著,认知强度部分显著,情感强度不显著。中心态度上,农户的中心态度是认知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是情感态度。此外,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影响贷款意愿的态度具有差异性。可见,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是影响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原因之一。     

关于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分析--瞿秋白幸福探究的前提思考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