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单一管理到综合治理——我国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分析

政府单一管理的传统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当今现实。根据社会治理理论,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制范围,扩大市场机制的应用范围和强度;激励公众参与,建立社会制衡机制。在具体的建设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四对关系。     

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问题研究 ——基于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解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当前面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出现的新问题制定的一套具有规范化、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法律保障机制。从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保障机制的制度特点来看,《条例》的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化,处罚方式强调规范化,监管过程具备严密化,监管主体呈现多元化。《条例》采取全程协同监管手段消除“灰色治理”的“梗阻”,用“法律红线”落实并明确各方的法律主体责任,以细化规定的方式打通工资支付的“绿色通道”,从而能够保障《条例》的有效落实。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条例》主要从实践逻辑层面上落实法治化保障措施:明确不同监管主体在监督检查领域中的职能定位,对用人单位实行严格的资格认定与法律责任制,在监管领域中始终关注劳有所得的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与形成机制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既是现实经济运行状况的真实反应,也是经济危机监测与预警机制的前提与基础。利用CF滤波法对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中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去势处理,考察了产出的周期波动特征,并以此参照系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前后共经历了五轮经济波动。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时间和经济周期波动特点,可以将1978—2010年划分为改革探索时期和改革深化时期。就前者而言,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特征是高增长与通货膨胀,政府调节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控的重点是如何抑制需求的过度扩张;就后者论,经济波动的核心特征是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以间接宏观经济政策为主,调控的重点转变为启动内需。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政府调控方式和调控重点的演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     

风险投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博弈分析

目的/意义受托管理机构的寻租行为会导致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资运作偏离预定的政策性目标,完善对受托管理机构的激励监督机制, 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对于确保引导基金投资运作的合规性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方法引入监督成本和惩罚函数,并将其植入Holmstrom-Milgrom线性契约激励模型,构建了一个针对受托管理机构寻租行为的激励监督模型。结论/发现最优激励水平和监督力度一方面受政府与引导基金自身特点的影响,包括政府的监督成本、惩罚力度和引导基金所处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与受托管理机构的履约成本、寻租成本和风险偏好有关。政府应在综合考虑这些参数的影响的基础上制定激励监督策略。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单独采用激励或监督策略并不能取得最优的治理效果,只有将两种策略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寻租行为,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实现政府收益的最大化。     

企业年金中的委托-代理风险研究

企业年金涉及雇员、雇主、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等多方的利益。文章分析了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下,企业年金各方所形成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剖析了企业年金委托-代理风险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应对企业年金委托-代理风险的对策。     

对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思考

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课题。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六大,党成长壮大的每一步,都与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息息相关。目前,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还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必须从党的建设的全局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努力建立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     

论人事争议解决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我国各类人事争议的数量不断增多,但由于人事争议立法不尽完善,解决机制存在诸多缺憾,导致实践中人事争议案件的解决困难重重,因此,完善人事争议解决机制已迫在眉睫。本文对人事争议的概念及我国人事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完善我国人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合理化建议,以期对完善相关立法有所裨益。     

消费文化转型的激励机制与“两型社会”的构建

消费文化具有引导、凝聚和激励的社会效应,实现消费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明确"两型社会"消费文化转型取向的基础上,探求消费文化转型的激励机制,以期对推动"两型社会"的构建进程有所裨益.     

转型中国的政法救济机制

新中国形成了政法治理的传统。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法模式下的救济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想化的权利救济机制尚不健全之时,政法救济机制有效弥补了权利救济的漏洞,并且是一个可供依赖的过渡路径。政法救济机制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政治权威为公力救济提供权力支撑、政法治理矫正程序主义的救济弊端、政法综治优化救济机制结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对它的改造和完善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应当提高信访、泛行政调解、首长公开电话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救济方式的制度化水平;同时从转变执法方式和坚守程序正义底线两个方面强化政法治理的权利伦理品位。     

Information Sharing in a Manufacturer–Supplier Relationship: Suppliers' Incentive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While there have been vast discussions on the materialistic benefit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from the Toyota and Honda experiences,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information sharing. In this study, we construct a dynamic adverse selection model in which the supplier privately observes h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in the contractual duration the manufacturer obtains an informative but imprecise signal regarding this private efficiency. We show that despite the disclosure of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may benefit the supplier; the supplier's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when the shared information is rather imprecise. On the other hand, our analysis also reveals that this information sharing unambiguously gives rise to an upward push of the production quantity, and may sometimes lead to an upward distortion that ultimately hurts the supply chain. We also document the non‐trivial impact of the timing of information sharing on the supplier's incentive to particip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