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之中，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等对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太玄》的撰著旨趣及儒道兼赅的哲学思想

扬雄创作<太玄>有其深刻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背景.<太玄>仿象<周易>,吸收秦汉以来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与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构建了一个无比庞杂而又自成条贯的哲学思想体系.扬雄继承并发展了其师严君平"引<易>入<老>"的学术特点,他的<太玄>兼赅儒道,对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

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反映了儒家学说为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理论变迁。荀子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制度建设,荀子论述了他的王政和王制的思想。荀子主张尊君,以树立和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又主张以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为主,建立起对君主的权力与意志的制约机制。     

儒、释、道的荣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三家均有其各自的荣辱观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吸取三家荣辱观的精华，对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汉末儒学衰微与文体的变革

汉末各种文体的发展,并不完全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规律,几种主要的文体发展并不平衡,有的甚至出现文风反向逆动的情况,它们与儒学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儒、道、禅闲适思想探微

儒家以"仁"为核心,"进"、"止"相生,其所蕴涵的是一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闲;道家以"道"为本,求"逍遥游"之乐,在观照自然中拾得一份难得的恬静与从容;禅宗看"空"万物,随缘人生,于平淡随意的生活中收获一份任性自由的闲适之美.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论民族院校图书馆员的人文素养

民族院校图书馆由于其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有着与一般图书馆不同的独有的特性。民族院校图书馆馆员的综合素质亟待提高,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精华应该成为民族地区图书馆馆员自我修身的法宝。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

"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恒久影响并具有普遍价值的内核,它体现着中华大社会共同体在其历史生活中蕴含和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观及相应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在先秦思想家中已经形成,在帝制时代经历了复杂的嬗变但要旨得以保持,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中继续构成深沉的历史文化基础。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需要深切体察中国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追求公共权力运作的普遍合理性,严格制约公权力的私有化,在公私张力场域把握合理的中道。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