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认识“五四”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

"五四"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之简单比较,它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一方面是民众的远未觉醒,如何消除浓厚的奴性主义意识,树立人权与公民的观念,必须花费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它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文明秩序,这样就必须批评与消除传统文明中陈旧和过时的东西,因此就必然会触犯死命维护它的腐败的权势者,受到他们猛烈的反对、攻击和迫害.这样的形势必然会出现激进主义思潮,以便更好做到发聋振聩.陈独秀与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实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见解,也还是具有相当全面的观念.而不同于此种范型的杰出启蒙主义者蔡元培,则提出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主张,这对于启蒙过程的长期性来说, 应该是更为适应的. 林毓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由它发展而来,此种见解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很值得加以认真讨论的见解,这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向前迈进.     

儒家“大同”理想及其对近代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在<礼记·礼运篇>中所阐发的"大同"社会理想,不仅在传统社会犹如理想灯塔之光给予中国人以生命的希望,而且更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人,成为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既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又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建设近代化的国家而奋斗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     

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学产生于河洛 ,来源于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儒学的产生。孔子继承和发扬周公思想创立了仁政礼治学说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汉末郑玄使古今经文之争趋于统一。北宋程颢、程颐创立了儒、道、佛三学合一的洛学 ,南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铸就程朱理学 ,使中华儒学得以新发展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三国演义》成书与传播的接受史解读

《三国演义》的解读往往伴随着种种疑虑与困惑。困惑的根源在于作品本身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通常表现为作者意图与“内视点”之间的分歧。分歧的来源一部分出自于作者的疏漏,更多情况是由于作者的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三国演义》“世代累积型”成书方式、版本演变、评点本的主观导向及其他文学样式对民众《三国演义》印象形成的重大影响等因素。作品文本及解读过程中“众声喧哗”局面的出现正是《三国演义》成为经典的一个缘由。在“众声喧哗”的背后其实一直也蕴藏着作者与传播者价值建构的努力。     

沈光文与儒家文化精神

被誉为“台湾孔子”“台湾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对台湾儒学的奠基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沈光文毕生坚守夷齐之节,彰显了以儒家忠义观念为底蕴的遗民忠义精神。作为明末最早入台并在台湾少数民族中推行汉文与儒学教育的士大夫,沈光文堪称台湾儒学最早的传播者与启蒙者。沈光文身为遗民而“不废当世之务”,体现了仁民爱物的儒者胸怀与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无愧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履者与传承者。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梁漱溟如何面对自己人生的挫折

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受到了来自执政党方面的严厉批评和大规模的社会批判。对此,梁漱溟以自省力、独立性、平淡心、使命感坦然面对。以自省力去除抵触之心、委屈之情;有独立性方能于风浪中不动摇、不失自我;持平淡心方能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怀使命感方能超越"小我"而通达"大我"之境。据此,梁漱溟在挫折面前实现了人生境界的升华,也给我们展示了"最后的儒家"所具有的人生智慧。     

礼与生活——圣城贤谈

礼分为＂礼仪＂、＂礼制＂、＂礼义＂三个层次。礼义决定了礼制,礼制决定了礼仪。因此,所有的＂礼制＂及其外在的＂礼仪＂表现,其实都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礼义＂———正义原则。儒家的正义原则一个是正当性原则,一个是适宜性原则。     

西汉后期郊祀礼的儒学化转向

郊祀是皇帝祭天的重要国家祀典,西汉中前期主持这一祭典的是方术士。元帝之后,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上势力的上升,为了争夺对于郊祀等国家祀典的主导权,儒家礼学完成了从＂士礼＂到＂天子礼＂的转向,儒臣们以新的理论为武器,对汉家祭祀进行了一次清理,力图在郊祀中植入儒家的天子观,凸显皇帝祭祀＂公＂的性质。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郊祀改革多有反复,最终完成于王莽之手,对后代王朝郊祀制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