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园区技术效率与规模指数——基于DEA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了53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入产出效率、投入剩余和产出亏空状况,同时以超效率DEA模型为基础对这些开发区的生产效率进行综合排名,最后通过线性回归探讨影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指数的外部因素。结果发现:(1)在众多的开发区中真正处于有效率生产状态的地区并不多,占20.75%,处于纯技术有效的开发区占39.62%;(2)导致大部分开发区无法处于有效的生产前沿面上进行生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规模过小;(3)开发区的投入产出纯技术效率受地区的开放程度、集聚程度和气候环境的影响较大,而规模指数则受开放程度、地区经济实力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     

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of preferences

Standard decision theoretic models disregard the phenomenon of 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of preferences.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of preferences is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standard utility theory. First we sketch the mor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and then, using a simple, formal model for the two-person case, we show that 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of preferences generally results in indeterminacy of preferences (resp. of subjective utility).     

知识转化如何影响企业标准化能力——技术能力的中介效应

高水平的标准化能力能够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引领产业升级。尽管标准具有知识和技术的双重属性,但是企业的知识转化和技术能力是否影响标准化能力的提升还有待验证。研究基于知识创造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知识转化、技术能力和企业标准化能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234家企业数据,并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内部知识转化有利于企业标准应用能力和标准管理能力的提升,外部知识转化有利于企业标准应用能力和标准产出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在内部知识转化和标准产出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技术能力在内部知识转化和标准应用能力、外部知识转化与标准应用能力、标准产出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高校在我国科技经济与国际接轨过程中的作用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科技、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促使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来华投资额的迅速增加。要实现我国经济工作以增加效益为中心,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目标,必须注重科技进步的作用．高等学校在促进我国科技进步以及经济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具备技术、软件优势;智力、人才优势;超前意识的时空利用优势和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可以充分发挥时空差的有效利用、注入科技进步以提高产品素质的作用,做好我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导向工作。     

Can we rationally learn to coordinate?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issue whether 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siderations are sufficient to guarantee that individuals will learn to coordinate. This question is central in any discussion of whether social phenomena (read: conventions)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a purely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 We argue that the positive answers to this general question that have been obtained in some recent work require assumptions which incorporate some convention. This conclusion may be seen as supporting the viewpoint of 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 in contrast to psychological individualism.     

新产品市场扩展的宏观技术经济特征:──日、美化工、电气产品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发达国家新产品的市场扩展过程。发现新产品伴随一系列技术创新而成长,继而推动相关工业的发展；新产品市场扩展遵循Logistic扩展规律,扩展参数呈现不同的行业分布；虽然经济危机对其产生严重阻扰影响,但新产品扩展具有顽强的规律回复功能。     

基于生态学的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种群演化分析

技术创新群是指行业内技术创新主体的集合.分析技术创新种群行为主要是研究行业内技术创新种群量的变化规律,以及行业内不同技术创新种群之间的演化关系.本文应用生态学的种群理论与分析方法,探讨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并进行了实例验证.     

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零部件进口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业转型时期,零部件进口对促进我国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将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对零部件进口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扩大零部件进口规模对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但发挥作用存在一定时滞,且在高技术行业中促进作用尤为显著;扩大零部件进口种类能显著促进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低技术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人均资本和研发投入均对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但对不同技术层次行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