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衣单口粮制度看清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

1724年,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加强了对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整顿和管束,其中关于喇嘛衣单口粮的规定,就具有控制藏传佛教寺院经济、限制寺院规模的作用。虽然青海的藏传佛教寺院并没有完全受衣单口粮规定的限制,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     

海峡两岸文化建设研究：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寺庙重建与戏曲文化——厦门市相关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在以村舍拆迁为重要标志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厦门市许多地方有意识地保留大量的宗祠与寺庙,不惜花费重新建起新的寺庙与戏台,并在其间布设丰富的文化内容,试图通过一种物质留存的方式,向后代传递丰富的文化教育信息,显示延续文化传统、承继精神余绪、感化子孙心灵的特别愿望,也为未来城市增加不同风格的建筑与人文景观。这些都为新的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实践借鉴。     

论宋代的甲乙与十方寺制

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寺制中的甲乙与十方寺制的区别及其例外情况、"革律为禅"的特定含义,二寺制与佛教戒律精神的错位、十方寺制的起源,二制寺在宋代寺院格局中的动态关系,政府对二制寺的管理,十方制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十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等问题作了考论。     

试论古代藏区寺院的出版事业

文章主要论述了藏区寺院雕版印刷的出版特点和在寺院中结集完成的以藏文《大藏经》为代表的大量文化典籍,充分表明了藏区寺院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西域佛教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

新疆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十分丰富。整体而言,西域石窟寺音乐造型有两大体系: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体系和以高昌为中心的中国中原体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体系又有交叉和互相影响。本文结合西域历史和佛教发展史对西域石窟寺中音乐造型的来源、属性、功能和乐器形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黄帝西安行迹考

中华始祖轩辕黄帝与西安市辖区之故土有无关系?今人没有专门论述。其实黄帝与西安有密切关系。首先,据载黄帝时开始冶炼,铸铜鼎象征国家权力,“铸三鼎于荆山之阳”,在西安市阎良区荆山原南。鼎在此,此即当时国家的中心地区。其次,黄帝仙逝之地,汉武帝修建鼎湖延寿宫,其地在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再次,黄帝梦游华胥氏国,其地在今蓝田县华胥镇一带。复次,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文字,古代修了纪念性建筑——造书(字)台,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长里村。最后,黄帝时的文明创造：如作宫室、劝蚕稼、做冠冕衣裳、制陶器瓦甑等,在西安的半坡、姜寨等古遗址中多有发现。     

庙会文化中的和合精神1--以关陇地区传统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是举办方与参与者依某寺庙场地,怀着敬畏之心而共同建构起来的具有信仰性思想情感为基础的文化活动,内中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庙会祭祀是一种和合的表现。人们祈望通过祭祀祈祷的方式,将矛盾冲突协调化解,实现人神天地新的融合。庙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敬畏倾诉的平台,体现了民族传人循礼遵规的道德情怀。传统庙会为民众提供了多种愿景实现的文化场域,是一种地域生活的“和合”。     

近代河洛地区农村庙市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农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村庙会市场日趋增多,集镇地区多有庙会,非集镇村落亦兴起庙会,同时庙会的商品交易功能也逐步增强。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农村庙会市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独特的农村庙会市场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庙会市场的一个缩影。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