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风俗变革与变革风俗

民国时期是时代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风俗的演进也进入到转型的阶段。风俗的全面变革促使了一系列变革风俗的产生。文章论述了当时风俗文化演进的三种趋势———对人的尊重、对迷信的涤荡以及政治因素的渗入 ,是民国风俗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标志     

世界体系中的"华南经济圈"及其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一

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经济联系建构了世界华商网络 ,并以此融入世界体系 ,形成了整个“中华经济圈” ;而包括粤港澳台闽桂琼在内的“华南经济圈”则构筑了“中华经济圈”的圆心 ,并维系其经济增长 (“圆周半径”)的动态平衡。“华南经济圈”由闽台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环北部湾沿岸经济区和环南中国海经济区所构成 ,它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主要在于地缘经济优势、特区经济优势和会展经济优势     

现代民族素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民族素质研究之三

本文从智能素质在民族素质结构中的作用、体能素质与智能素质的关系、智能素质和传统文化及民族历史积淀对民族心理、意识素质的影响等方面,对民族素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民营经济与赫哲族社会发展

赫哲族民营经济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破解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症结问题已经成为赫哲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只有在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和提高发展质量上狠下工夫,民营经济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北魏王国国史案的背后——一场特殊形态的华夷文化冲突

北魏王国史上有一个国史案问题,本文从中华文化史学视角揭示国史案背后的华夷文化冲突。文章就"从邓渊到崔浩"、"崔浩的‘国史案’"、"崔浩其人"、"说中华史家之实录传统"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古代新疆经济文化区的划分——兼论维吾尔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

现代维吾尔族主要是一个农业民族,其经济文化类型属于绿洲灌溉农业。历史上维吾尔族曾经历了狩猎、游牧等经济模式,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改变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在边疆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应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的理论思考

本文从边疆政策的历史沿革、"兴边富民行动"的历史背景、政策取向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的作用和意义。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原西藏地方政权对墨脱及其以南地区的统辖与治理

墨脱及其以南地区过去是我国珞巴族和门巴族的重要聚居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珞巴族先民就与藏族先民有着紧密的联系。珞巴族居住的珞瑜地区(包括墨脱)很早就为原我国西藏地方政权统辖和治理。     

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

《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不仅冲出族属的省界,流传于大半个中国,而且早已跨越国境,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格萨尔》研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人说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比国内早,而且成果颇丰,正如敦煌学在中国,而敦煌研究在国外一样。同样,《格萨尔》史诗在中国,而《格萨尔》研究在国外。其实不然,事实上,这部史诗以其“非凡的普及性”引起国外学者注意之前,早就受到了本族学者的热切关注。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研究成果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