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高校非学历教育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本文阐述高校发展非学历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发展趋势。     

蔡邕与建安七子等人交游活动考论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与灵帝、献帝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士人的交游活动。蔡邕的一生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又出身陈留望族,交游比较广泛。他一生中对后辈晚学多有扶携奖掖,无论是对曹操、边让,还是对王粲、阮璃、顾雍等人的真心赞扬和大力举荐,都常为后人所称道,他性格中纯真、坦诚的一面,也在这些交往中得到体现。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东汉向晋魏时代过渡的代表性人物,考查他的交游活动,有助于了解汉末士林的整体风貌。     

论古汉语同义词的识同

识同是决定同义词辨释优劣高下的首要问题.在认识"一义相同"是同义词识同的标准后,就要解决如何识别一群词"一义相同"的问题.不少的研究者曾提出许多识同方法,但都由于不明同义词的正确界说和误解等义词而不能成功.事实上,从词义的相同程度,同义词可分理性意义等同而附加意义有异的异称词和理性意义有同中之异的一般同义词. 对前一类,可围绕异名别称,用"同一概念"和"同一对象"两种识同法;对后一类,可围绕一个词义的主要、基本部分相同,用"浑言通义"识同法;还应该运用可共用于这两类的文献训诂材料识同法、古人替换使用识同法.     

诗意栖居与精神守望：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思想论析

亨利·大卫·梭罗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家,在其经典之作《瓦尔登湖》中,梭罗生动记录了在瓦尔登湖畔长达两年多的独居、耕读和思考。在这部内容博大精深的文学名篇中,梭罗提出了物质简单、精神富足的生态哲学思想,作品所描绘的瓦尔登湖的神话旨在对以火车和铁路为代表的工业文明进行生态反思和批判,并以哲学走向荒野为契机倡导诗意栖居、回归精神家园的生态理想。     

论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构建

生物技术安全目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纷纷加强此领域的立法.本文在探讨生物技术安全的立法实践及现实矛盾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新的构建设想.     

经济全球化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与对策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使公司超越了简单的最大化股东利润的狭窄视野,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又相对模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应对理论、实践与现实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作为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内国公司与外国公司,都必须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向社会提供完整真实的信息,参与国际竞争.作为市场规制者的国家,必须重构主权,积极行使经济主权,并加强法律的执行。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基于德国"农业经营学"研究中土地集约概念的梳理,以土地投入产出的结构性解析为切入点,比较了城市与农业土地利用的区别.文章指出,从农业土地集约拓展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造成"集约"这一概念两个不同质的内涵与理解,这有违于科学术语一致性原则.文章对集约目标泛化造成研究中和政策实施上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新中国60年劳伦斯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自80年代起走向繁荣。在80年代,劳伦斯笔下的性描写是学者关注的中心,也鼓舞和启发了中国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探索。9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对劳伦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其创作中的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主题、两性关系主题、死亡与再生主题,非理性心理描写、原始主义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究,也对其作品中的象征隐喻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精神分析、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以及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叙事学、伦理学批评等研究方法,都应用于劳伦斯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的劳伦斯作品翻译良莠不齐,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缺乏学术规范现象也十分严重。     

调整利息税率对中国居民人均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5—2008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通过所构建的居民消费效用函数模型,得到利息税率调整引起居民人均消费的变化量,并利用中国1985—2007年的数据估计出模型中的参数。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调整利息税率对我国人均消费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第二,调整利息税率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影响的效应不同：提高利息税率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产生的总效应相对较大,而降低利息税率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产生的总效应相对较大;第三,城镇居民消费时间偏好、储蓄效用因子大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时间偏好和储蓄效用因子。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