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     

人民至上的伦理学分析——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也考验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党群干群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领导人民取得了抗疫的重大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抗疫成功更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和价值支撑。人民至上立场集中体现为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史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宗旨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之本;从伦理学高度审视,人民至上立场是一种根本伦理价值观和伦理精神,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伦理观;生命至上是人民至上立场的集中体现和要求,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新内涵。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刘沅易道会通思想研究

刘沅是清代巴蜀地区的重要学者,毕生致力于构建以易学为核心、 以儒学为本宗、 儒释道相互融通的恢弘学术体系,易学与道教的思想文化会通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沅敏锐地洞悉到"穷理尽性"是贯通儒道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他以《周易》为津梁,通过"先后天之心""取坎填离"和"存心养性""存神养气"两组概念的对比分析,研究儒道之间的互动、融合,推动了易道会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高校思政课要讲好新时代中国的“五个必由之路”

基于新时代党和人民的奋进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必由之路”的重大论断。“五个必由之路”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也科学指明了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五个必由之路”在对新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回应中,引领新时代中国取得重大成就,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高校思政课要深度阐述“五个必由之路”的理论内涵,深刻把握“五个必由之路”的内在联系,深入理解“五个必由之路”的重大意义。高校思政课既要结合新时代的丰富实践,讲好“五个必由之路”的中国故事,也要加强理论阐释,讲好“五个必由之路”的内在逻辑,以解疑释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宗教、思辨法哲学等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否定性批判中,内在建构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与理论逻辑：从意识形态生成根源、精神变物质原理、理论实现条件等批判维度,深刻揭示了“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会专注于原本和实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理论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需要程度”等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