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卖空总量限制的多阶段M—SAD投资组合优化

文章提出具有卖空总量限制、阈值约束和V型交易成本的多阶段均值—半绝对偏差（M-SAD）投资组合优化模型。该模型分别运用均值和半绝对偏衡量资产的收益率和风险。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该模型不满足无后效性的动态优化问题。文章将该模型近似为一般动态规划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离散迭代方法,并证明该算法是线性收敛的。最后,文章通过实证研究比较分析卖空总量限制和风险偏好系数取不同值时对投资组合最优策略的影响,验证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     

多层次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多层次社会资本内涵,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结构型、个体家庭关系型和个体家庭认知型社会资本,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和村庄团体社会资本,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东、中、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不同省域间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③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东、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村庄团体社会资本对中部省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共青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紧跟党的步伐,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走过了百年辉煌历程。百年来,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将党领导团正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坚持改革,不断增强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能力;教育引导青年,重视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建设中,共青团要不断突出政治性,增强先进性,保持群众性,巩固、夯实、筑牢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领导基础、政治基础和青年群众基础。     

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

新时代劳动幸福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新时代背景下,劳动幸福何以可能？这是构建新时代劳动幸福亟须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三重维度考量中得以体现,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中华优秀传统劳动幸福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为其学理基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其历史条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其现实基础。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厘清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对推进该领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巴赫金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巴赫金从中世纪民间狂欢节入手抽象出具有对话性、双重性和超越性的“狂欢式”生活的特征,并进一步在文学分析中提 炼出“狂欢化”的概念。根据他的狂欢理论,游戏的儿童具有狂欢的品格,儿童游戏精神的缺失导源于人类狂欢精神的陨落。 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对话性的亲昵应当是师幼关系的应然状态;狂欢的超越性为理解儿童的“反常”行为提供了新视 角;狂欢主体的沉浸式参与启发了教师主体精神的回血路径;“狂欢式”生活的“生活游戏化”本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课程游戏 化”和“游戏课程化”两者的包容和统一关系。     

时代场域·崭新图谱·价值意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三维向度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近年来,国内、国际形势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情、国情、党情均发生了新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凸显,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已然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色。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九届五中全会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其中,“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得尤其鲜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新时代中国的生动诠释。约言之,时代场域、崭新图谱、价值意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三维基本向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及经验探析

中国共产党重视干部理论教育,也注重干部理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既继承过去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建设,完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不断规范干部理论教育的组织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师资培养和考核等,使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不断科学化、规范化,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也形成了诸多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湖湘文化与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的浪漫笔致

浪漫是湖南现代话剧作家创作的一大风格,该风格的产生与湖湘地域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奇山秀水以及浓厚巫傩风尚的滋养与孕育下,湖南现代话剧作家或将丰富想象力投注于作品,通过非常态情节的叙述令其呈现出浓郁的传奇色彩;或借助爱情故事和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痴情男女形象的描绘,表达崇情尚性的情爱观。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笔下的浪漫还表现出集融地域文化与时代风雨的别样形貌特征,如直白抒发情爱欲望,表现主体精神自由“灵”与社会现实“肉”间的分裂与矛盾等。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