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身份认同·英雄血统·史诗架构——刘萧《筸军之城》小说艺术论

刘萧的长篇小说《筸军之城》,究其内部属性而言,实为当代文学制度规约下的宏大题材小说,其以浓厚的女性自我意识、家族观念和边地风情为写作基础,写就了超越的族裔认同、国族想象,并意图获得一种超越的文化认同;在叙事技巧层面,小说以替补与重复的方式塑造英雄,在母性情怀与男子气概之间寻求平衡,以此建构了筸军的英雄血统,进一步丰富了湘西世界的“边地”内涵。     

中小学教师依法治教的困境与对策

中小学教师是依法治教的实践者、宣讲者、推动者,是推动依法治教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在中小学教师依法治教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中小学教师法治素养良莠不齐,教育立法滞后、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以及中小学教师职前、职后法治教育缺失等现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和充分发挥中小学教师在依法治教中的价值和作用,增强其依法治教的自觉性;必须深刻分析中小学教师在依法治教中面临的各种困境与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到有的放矢,综合施策。     

教育地理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教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就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教育地理学在我国也受到一些学者重视。随着《教育地理学》一书的出版,教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确立起来,学者在教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随后研究势头减弱,学科发展缓慢,存在研究对象尚不明确,学科性质争论不下,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研究团队薄弱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国外的教育地理研究已经发生了教育地理研究的“空间转向”,并获得了较丰富的理论成果,值得借鉴。我国的教育地理学研究需要在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方法论研究、科研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债券增信能帮助企业以更好的条件发行债券,因而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通过对2007-2015年上市债券的研究发现：债券增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不同的增信方式（第三方保证、抵押和质押）其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以采用抵押担保的增信方式效果为最佳;并且,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果在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明显,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论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参与方式单一、常态化参与机制缺乏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治国理念下,党内监督应坚持合法性、导向性、科学性、规范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网络引导和监督机制、党员全程协商民主参与突发事件预警与快速处置机制、党员自发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入机制、党内监督参与指标的综合模态化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度改革,是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