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诞生“花”的海洋——论诗歌精神的大规模还乡

诗歌精神是民族、时代和个人的宝贵财富。诗歌的外在生存环境制约着诗歌精神的发展,时代的困窘,诗歌精神一度衰微,致使集体还乡的艰难。汶川地震发生后涌现出大量的诗篇,诗歌的青春和活力再次不可遏止的迸发,那撼动人心的诗性光辉预告着诗歌精神大规模的回归与还乡。     

试论西方民主的欺骗性

西方民主正在世界范围大行其道,但西方民主并非完美,其实与完美完全无关。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适性。民主的存在是有条件和范围的,强行推广某一民主理念,只能带来无尽的灾难。经济滑坡、国家分裂;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种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人的全面异化,贫富差距急剧增大,拜金主义等等严重政治、社会问题与一味鼓吹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西方民主的美好只是幻影,西方民主只是西方国家用来掩盖其疯狂攫取利益的工具。认识西方民主的欺骗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     

民国时期对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认知的引述

民国时期,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有关“教”功能理念的认知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引述进入中国。这些理念既包括对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的内涵、对象与目的的理解,而这种理念是递进性的;也包括新兴的儿童学运动对于“教”功能理念的支撑。这些理念关注欧美近代心理科学的进步对欧美近代幼教“教”功能理念的提升作用。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在民国的引述具有阶段性,呼应了当时中国幼教面临的三大客观诉求,丰富了民国幼教思想的内涵,促进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诗意栖居与精神守望：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思想论析

亨利·大卫·梭罗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家,在其经典之作《瓦尔登湖》中,梭罗生动记录了在瓦尔登湖畔长达两年多的独居、耕读和思考。在这部内容博大精深的文学名篇中,梭罗提出了物质简单、精神富足的生态哲学思想,作品所描绘的瓦尔登湖的神话旨在对以火车和铁路为代表的工业文明进行生态反思和批判,并以哲学走向荒野为契机倡导诗意栖居、回归精神家园的生态理想。     

经济全球化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与对策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使公司超越了简单的最大化股东利润的狭窄视野,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又相对模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应对理论、实践与现实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作为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内国公司与外国公司,都必须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向社会提供完整真实的信息,参与国际竞争.作为市场规制者的国家,必须重构主权,积极行使经济主权,并加强法律的执行。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基于德国"农业经营学"研究中土地集约概念的梳理,以土地投入产出的结构性解析为切入点,比较了城市与农业土地利用的区别.文章指出,从农业土地集约拓展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造成"集约"这一概念两个不同质的内涵与理解,这有违于科学术语一致性原则.文章对集约目标泛化造成研究中和政策实施上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新中国60年劳伦斯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自80年代起走向繁荣。在80年代,劳伦斯笔下的性描写是学者关注的中心,也鼓舞和启发了中国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探索。9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对劳伦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其创作中的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主题、两性关系主题、死亡与再生主题,非理性心理描写、原始主义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究,也对其作品中的象征隐喻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精神分析、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以及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叙事学、伦理学批评等研究方法,都应用于劳伦斯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的劳伦斯作品翻译良莠不齐,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缺乏学术规范现象也十分严重。     

调整利息税率对中国居民人均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5—2008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通过所构建的居民消费效用函数模型,得到利息税率调整引起居民人均消费的变化量,并利用中国1985—2007年的数据估计出模型中的参数。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调整利息税率对我国人均消费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第二,调整利息税率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影响的效应不同：提高利息税率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产生的总效应相对较大,而降低利息税率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产生的总效应相对较大;第三,城镇居民消费时间偏好、储蓄效用因子大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时间偏好和储蓄效用因子。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经济正面临何去何从的方向性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国进民退,让政府主导经济,发挥更多的作用?答案无疑是前者。基于以上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这就导致了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第一,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第二,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