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说唱艺人斯达多吉

在《格萨尔》学领域研究说唱艺人是重要的课题。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没有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仍以活的形态被艺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说唱艺人。因此,挖掘、发现、调查和研究说唱艺人是抢救、整理《格萨尔》的重要环节。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探访艺人,首次研究《格萨尔》少年说唱艺人斯达多吉,并分析该艺人的说唱特点等。     

浅谈《蒙古秘史》中的婚姻状况

通过对《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蒙古族婚姻状况分析 ,作者认为在 1 3世纪前 ,蒙古族就已进入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婚姻规章     

试析蒙古高原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

蒙古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 ,使这里成为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在高原内部 ,由于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差异 ,又分为漠南与漠北两个相互独立的地理单元。以此为基础 ,在蒙古高原上出现了一次次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     

藏族马文化初探

具有丰富内容的藏族的马文化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本文从藏族的历史、宗教、生产生活等三方面的因素做了初步的分析。     

浅析民众注重口头传承英雄史诗《岭·格萨尔王传》的缘由

本文主要从《格萨尔王传》接受者的角度 ,探讨这部英雄史诗在藏民族中盛传不衰的原因 ,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白寿彝先生的治学与他的中国通史编纂

白寿彝先生在历史学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晚年主要集中在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等方面,并表现出总结性、成熟性和继续创新性三个特点。其中中国通史在他的学术规模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是他一生研究历史学的最高追求。他带领国内史学家,历20个春秋,终于完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实现了一个世纪中国史家的愿望,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最高点。     

青海回族"花儿"的爱情观赏析

作为口承语言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花儿”是青海各个地区的回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一种精神、生活文化 ,也是他们喜怒哀乐、爱情观、审美价值观等的真情表白。它具有深厚的艺术性 ,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青海回族“花儿”的描述 ,对他们的爱情观作一粗浅的表述 ,以期为今后的“花儿”研究奉献微薄的力量     

从唐与吐谷浑的关系看唐对吐谷浑的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奠定 ,唐朝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在继承前期的基础上又进行整合和总结 ,形成了“胡汉交融 ,思想开放 ,兼收并蓄 ,取精用宏”的文化开放心态。这可从唐对吐谷浑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窥其一斑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近十年来土族研究综述

本文从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婚姻家庭、经济发展等方面 ,对土族近十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了总结 ,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