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焦虑与释放——新力量导演创作的一种观察

近年来“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声势渐显,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常取用当代都市作为空间情境,并以对空间的观察反映当下的现实与焦虑。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空间有着典型的现代症候,如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空间中时间的紊乱,以及空间的功能性失位。这些空间的焦虑是某种社会心理发生改变的症候,而通过影像对现实的针砭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则是新力量导演们释放焦虑的方法。     

为历史增添精神重量与文化资源——王充闾散文创作论纲

将王充闾的散文创作置于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从思想含量、文化价值、文学意义、主体特征四个方面,展开梳理、归纳和阐释,就中凸现其历史与美学的特殊贡献。     

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展望

目的/意义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题,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对“放管服”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因此,系统梳理和比较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状况,对今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选取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重要期刊文献,对比分析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及研究内容差异。 结论/发现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热点主题存在“差异多、共性少”的特点,而研究团队则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研究内容则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高度一致性特点。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后阶段研究是对前期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最后,从强化研究团队间的沟通合作,深入推进案例和实证研究,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无罪推定与诉诸无知论证比较研究

无罪推定与诉诸无知论证的论证形式虽然相同,但实质却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诉诸无知论证转移了举证责任,无罪推定并未转移举证责任;(2)诉诸无知论证中的立论主体和评判主体相同,无罪推定过程中的立论主体和评判主体并不相同。正是基于这些根本差异,本文认为,无罪推定不同于诉诸无知论证,无罪推定的逻辑本质并不是“诉诸无知”。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     

孔子仁道观的主要特性及其现代启示论略——基于当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探析

孔子仁道观的建立源自对＂仁＂的阐发,具有主体性、社会互动性和超越性等特性,并广泛地涉及到道德主体、道德互动、道德判断、道德能力、道德修养、道德境界和道德健康等哲学命题,构起了内涵丰富的仁道观。基于当今公民道德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审视这些特性,对当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不无启迪,主要包括：尊重道德主体的主体性;充分发挥道德行为过程中的社会互动功能;努力提高道德能力;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和积极培养道德健康等等。这些都是当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中值得关切的问题,应当努力的方向和可供选择的路径。     

新课程标准下的音乐教师从教能力结构探析

本文以新的课程标准为基础,并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思维、全新的方式对音乐教师的从教能力进行全新的解读。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制度的协调与适用

随着善意取得制度的发展,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陆续被确立,我国也在新的物权法中规定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是我国存在着严格的公示公信制度,这个制度可以最大限度的解决不动产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必要性就受到质疑.文章通过对这两个制度的分析比较,指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以及适用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三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回顾与思考(英文)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相继开展了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这三次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这三次活动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