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原西藏地方政权对墨脱及其以南地区的统辖与治理

墨脱及其以南地区过去是我国珞巴族和门巴族的重要聚居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珞巴族先民就与藏族先民有着紧密的联系。珞巴族居住的珞瑜地区(包括墨脱)很早就为原我国西藏地方政权统辖和治理。     

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

《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不仅冲出族属的省界,流传于大半个中国,而且早已跨越国境,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格萨尔》研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人说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比国内早,而且成果颇丰,正如敦煌学在中国,而敦煌研究在国外一样。同样,《格萨尔》史诗在中国,而《格萨尔》研究在国外。其实不然,事实上,这部史诗以其“非凡的普及性”引起国外学者注意之前,早就受到了本族学者的热切关注。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弗洛伊德民族心理学思想述论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也是西方民族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俄底普斯情结、图腾与禁忌和民族群体领袖等理论,打开了民族学和心理学交叉研究的大门,对宗教思想和民族心理密切关系的阐释,补充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大力兴办儒学、社学、义学,推动了瑶族子弟向学之风的形成,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但受瑶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亦十分突出,并一直影响至今。     

维吾尔族Yat巫祝的观念初探

Yat巫祝即扎达巫祝,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之中流传比较典型的民俗习俗之一。其中维吾尔族的Yat巫祝的历史悠久,影响很深,保存了独特的特征。     

论西域文化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文章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条件、西域的屯垦移民促使汉文化的广泛传播、西域教育使汉文化逐步植根于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文化维系力的重要性。     

"百苗图"源流考略--以《黔苗图说》为范本

“百苗图”是历史背景较为复杂的一种反映贵州古代少数民族的地方文献,其版本众多。据考,它们是源自清人陈浩著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关于其母本的产生历史,学术界纷争不一。《黔苗图说》是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一部较为典型的百苗图册页。本文以它为例,试对“百苗图”的源流做一些考证。并认为其母本并非某一时代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而主要是利用许多地方文献的相关材料编纂成册。     

土族农村的经济状况调查--以互助县东沟乡大庄村为个案

2003年7月16日至8月17日笔者在青海省互助县东沟乡大庄村对土族农村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期间采用查阅档案,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座谈会等方式对大庄村经济行业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大庄是一个典型的土族村落,因此其经济行业的变迁对我们了解土族农村经济的过去和现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