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的好命老师——简论咸丰帝师杜受田

咸丰帝师杜受田在朝政中建树不多,不为人所熟知,死后却获得清代文臣中地位最高的谥号文正.这并非偶然,其人一生在生、试、事、逝等环节上,其实皆有成就其地位的重要因素,这应为我们所注意.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改土归流对鄂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

改土归流前,鄂西南地区在饮食习惯、宴饮礼俗、居住习惯、婚姻形态、基层社会组织、交往方式、信仰传统、思想教育等方面已形成特有的社会形态。改土归流后,中央政权实施一系列社会生活改良措施：一是更新农业生产理念,强调生产过程管理,鼓励开塘积肥,重视水利建设,积极开垦荒地;二是规范婚姻礼仪,严禁同姓为婚、姑舅表亲、童婚等,肃清悔婚和随意结亲行为,整顿女家外戚干涉婚嫁;三是倡导祭祀祖先,提倡在居室正中奉祀祖先木主,并由绅士阶层率先践行示范;四是严禁民间巫术活动,劝诫民众切勿参与巫术活动,肃清“罗神邪教之家”,依据清律严惩巫术活动组织者和责任人;五是普及礼义教育,遍设地方官学,提倡乡里义学。这些举措推动了地方生计农耕化、社会交往扩大化、社会生活礼法化、岁时节令一体化、祭祀活动多元化发展。这一社会变迁是主流“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文化层次的动态交互关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大一统”观念的目标导向,促进了鄂西南社会生活整体面貌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全面融入更宏阔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论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构建

生物技术安全目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纷纷加强此领域的立法.本文在探讨生物技术安全的立法实践及现实矛盾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新的构建设想.     

“废墟”诞生“花”的海洋——论诗歌精神的大规模还乡

诗歌精神是民族、时代和个人的宝贵财富。诗歌的外在生存环境制约着诗歌精神的发展,时代的困窘,诗歌精神一度衰微,致使集体还乡的艰难。汶川地震发生后涌现出大量的诗篇,诗歌的青春和活力再次不可遏止的迸发,那撼动人心的诗性光辉预告着诗歌精神大规模的回归与还乡。     

试论西方民主的欺骗性

西方民主正在世界范围大行其道,但西方民主并非完美,其实与完美完全无关。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适性。民主的存在是有条件和范围的,强行推广某一民主理念,只能带来无尽的灾难。经济滑坡、国家分裂;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种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人的全面异化,贫富差距急剧增大,拜金主义等等严重政治、社会问题与一味鼓吹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西方民主的美好只是幻影,西方民主只是西方国家用来掩盖其疯狂攫取利益的工具。认识西方民主的欺骗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     

民国时期对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认知的引述

民国时期,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有关“教”功能理念的认知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引述进入中国。这些理念既包括对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的内涵、对象与目的的理解,而这种理念是递进性的;也包括新兴的儿童学运动对于“教”功能理念的支撑。这些理念关注欧美近代心理科学的进步对欧美近代幼教“教”功能理念的提升作用。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在民国的引述具有阶段性,呼应了当时中国幼教面临的三大客观诉求,丰富了民国幼教思想的内涵,促进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