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的阻力及其克服

随着我国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和民众对公共服务优质、多元选择性倾向的日益凸显,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不断进行创新。然而,由于深受传统观念以及制度路径依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政府在进行公共服务创新时依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阻力,急需通过放松政府规制、适度市场化、提升政府回应度以及积极培养社会力量等途径进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创新。     

论教师道德的底线

在人类道德发展史上,教师道德无论是从职业行为规范方面还是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始终被认为应处于社会的最高水准,代表着社会道德修养的最高层次。教师道德在追求崇高的价值目标的同时,更要坚守教师道德的底线。教师道德的底线是教师职业活动中必须坚守的最低的道德要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教师道德所调节的伦理关系中最根本、核心的利益关系,相对于教师的利益,学生的利益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学生利益的优先性就决定了教师道德的底线是,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损害学生的正当合法利益。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     

论刑法解释的内在规制

刑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刑法解释实现的。在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作为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法官,其解释活动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其"先见"势必会参与到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中。因此,要使法官在刑法解释限度要求内做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就必须树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并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制。     

尼泊尔林布族的社会变迁——喜马拉雅山地文化的女性视角

林布族居住在尼泊尔东部,是喜马拉雅山地民族中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一个族群。由于历史上印度高种姓阶层不断迁徙到林布族人居住的地方,林布族人被迫抵押肥沃的土地,甚至离开原住地外出谋生。挣到钱的林布族人回到家乡,不仅赎回质押的土地,还开始从事其他贸易,取代往日的头人成了地方精英。林布族人对种姓制度的认识表明了他们具有民族主义情结,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又让林布族文化逐渐与印度文化趋同。林布族妇女的权力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经济活动和文化接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论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民生

科学发展观开辟了民生理论认识的新境界,也指明了民生建设的方向.民生的最高历史形态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目标;民生的本质属性可归结为最广大的民众所享有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体系;民生实践应当符合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而推进民生建设的根本方法则是统筹兼顾.     

清剿学术腐败需多方努力——再评一篇语言学论文的抄袭拼凑现象及其他

肖某的语言学论文《追捧一词为何受追捧》全文框架和至少50%的文字均源于胡建刚《表达空位与忽悠流行》,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抄袭拼凑之作。肖文对胡文的袭用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仿造拼凑和阉割篡改。肖文的出现说明学术领域的打假还任重道远,清剿学术腐败尚需多方努力。当前学界尚有一种妄下结论的文革式学风,它同样不利于学术发展,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时当引以为戒。     

方言幽默话语解读中的预设分析

预设理论是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言语交际活动中。作为特殊的言语交际形式,方言幽默又与普通幽默不同,它更多地与本土文化相联系,具有地域性特点。因此,预设理论的应用相应地更加复杂。文章将以方言幽默为素材,深入分析预设理论的应用,并在理解预设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方言幽默话语生成原因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