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借鉴社会运动理论,可探索一种融合了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进程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视角可为这种复合路径的具体实施与需要关注的环节带来重要启发：首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凸显出构建补充型国际卫生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次,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构建,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协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要推进健康话语体系的完善,如倡导和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通过话语和心理共鸣等民心相通的途径,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文旅融合背景下海派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开发策略研究

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开发是激活文旅产业的密钥,亦是推动非遗文化由资源变资产、遗产变财产的产业化发展重要途径。文旅融合背景下海派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开发可以从产业融合、交流融合、服务融合、空间融合四个维度进行：一是继续开发开放海派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协同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二是用好用活“节、赛、会”资源,加快推进长三角“非遗+旅游”交流融合。三是积极推动数字新基建建设,构建海派非遗文旅融合生态服务体系。四是坚持功能提升,增加城乡区域文化辐射力,推动海派非遗文旅空间融合。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开展对欧贸易的国际法保障

重庆是中国内陆最早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也是国际贸易陆海新通道的枢纽.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重庆对欧贸易建设取得了新成绩,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中欧班列运行效率有待提升,本地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国际法可以为重庆开展对欧贸易提供坚实的基础,我国应当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贸易规则与交通运输规则法制化,以国际法固化双方权利义务,保护各方利益.重庆应当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好中欧班列和陆海新通道的交通枢纽;同时,根据本地企业自身特点找出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提升重庆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以伟大建党精神涵养新时代青年的逻辑理路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生力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发出号召,青年一代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切实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为时代新人培养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深邃内涵,着眼于新时代培养怎样的青年、为谁培养青年、怎样培养青年这一时代问题,从加强教育引导、注重实践养成以及加强制度保障等层面,教育引导青年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理想和为人民幸福而永久奋斗的价值追求。     

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户获得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脱贫户获得感维度检验中国脱贫的实践效应。通过对广东省48 村1 518 已脱贫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家庭人均年收入持续增长且比已知脱贫收入线显著偏高,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需求,多数自觉获得了体现客观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脱贫户拥有较高的获得感,并没因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其显著地与客观需求呈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正相关,需求既定时客观获得增加,则获得感会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新时代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精准扶贫逻辑具有实践效应。在客观获得确定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后脱贫时代需要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从外部基础、成人主体内在动力和代际发展潜力来保障和提升脱贫成效的持续性。     

珠江三角洲文化形态论纲

珠江三角洲文化形态的性质是务实求利;其特征是商业俗文化;其结构由岭南文化、中原文化、港澳文化和西方文化四因素构成;其地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曙光”,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