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吗——与马相武教授商榷

马相武教授的《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夸大了短信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离学理和事实甚远。假如我们看不到文学降低高度所潜藏的弊端,以为“文学能够降低自己的门槛”就任其降低门槛,甚至还鼓吹“文学需要降低自己的门槛”,那就很有可能得不偿失了。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潜藏于新技术背后的商业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竭力避免走入“技术万能论”的心理误区。倘若把“文学本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寄托在“新技术和新载体”上,那么,虽然不能说完全是梦想,但仍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悲哀。     

中国近代心学被定格为“形而中学”之理路

近代以降,王学再度复兴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其意志主义倾向严重损毁了心学传统的理性向度。在西学强势的持续冲击下,现代新儒家之主流力图以会通中西的方式重建心学传统的形上学体系。徐复观从中西哲学之不同路径出发．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命题消解了心学传统近代衍化中的本体论致思方向。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司法鉴定之中立性问题研究

“中立”,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理念从古罗马时代至今未有改变。有所缺憾的是,与中立理念在诉讼中的应有地位相比,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立的重要价值,对其理解过于狭窄,现有制度对诉讼中立性的保障或体现也有所不足,影响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笔者从广义的中立观出发,以司法鉴定制度作为切入点,对其中有违中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管见,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钩深致远，返本开新——清代前碑派碑学理论的建构

本文梳理了清代前碑派碑学理论发生的士人心态根源和时代学术背景,展示了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从顾炎武的开派示范到碑学审美理念的提撕以至书法史的重新清理。标举其钩深致远、返本开新的学术志向以及对书法历史资源沉实筛选和冷静清理的学术气质。继承发扬这种人文学术品格对于当下的书法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卡伯拉尔远航印度意义初探

1500-1501年卡伯拉尔率葡萄牙舰队远航印度,堪称地理大发现第一阶段仅次于三大航行的第四大航行。这次远航经过了欧美非亚四大洲,往返行程5.5万公里。卡伯拉尔远航开创了发现、殖民南美大陆和巴西的进程,重新发现了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从此葡萄牙人在印度辟建商站立足插手,创建商业殖民帝国;同时开始在印度洋上打击摩尔人—穆斯林,由此开辟了反击反包围摩尔人—穆斯林的新战线,实现了当初的一个战略意图,问鼎印度洋霸权。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论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原则

法律上对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变更合同、解除合同两个方面,而且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决定了情事变更原则应当成为我国合同法上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合同法律制度。     

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

词汇是一个系统,词义也是有系统性的。运用“概念要素分析法”来分析词义,可以更好地归纳词义,并厘清词义之间的联系及其历史发展。以概念场为背景,考察各个概念域中的成员及其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是研究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民问：从破碎到沉潜——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

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变迁,战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文本的基本框架。但在历史的波涛和底层中,又隐含着一个广大的、复杂的民间社会和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逼真而深刻地描绘了民间世界从破碎到沉潜的悲剧命运,从中也折射出赵树理从“辉煌”到“末路”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