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中的童年意象

童年意象的运用是王安忆小说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成长中的儿童"是王安忆小说中特有的形象.以儿童形象为象征载体进行文化批判是对童年意象的出色运用.儿童视角的发掘使王安忆的小说取得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也使细节化呈现文本的艺术表达方式与文本的精神内涵完美地结合起来.儿童视角的运用还让作家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世界,保持了独立、警醒的创作立场.     

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

自近代以来，由日本学者构筑的唐宋变革论体系，伴随时代的发展与新的知识资源的扩充，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演化的历史过程，尝试着分析这一过程变动发展的原因，并由此作出区别于以往的评价。     

黑龙江（汉族）民歌衍变过程探析——对黑龙江、河北（汉族）民歌的比较

黑龙江汉族民歌的衍变历经了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它与民族迁徙、人口变迁以及文化传统等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对黑龙江民歌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民歌进行比较，表明黑龙江民歌与河北民歌之间存在着较近的亲缘关系。因此，文章试图在对较有代表性的几首黑龙江与河北民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黑龙江民歌衍变的影响因素。     

更高层次的迈进——企业相对社会责任的实现

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实现,对企业自身和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缺乏机制的制约和策略的应用,其实现是困难的。正确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促使更多企业从履行绝对社会责任,上升到追求更高层次社会责任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外在环境的保障,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注意策略选择。     

发展政府与政府的科学发展

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各个领域都面临一个科学发展的问题。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在推进科学发展上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自身必须首先科学发展。政府的科学发展必然包括政府自身的发展和面向社会治理能力的发展。果有善治则必有善政，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政府，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政府学，借鉴全球发展政府的理论成果，研究中国政府发展的规律，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改革和全面履行科学发展观职能提供理论及实践指导。     

论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在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主题、任务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党外代表人士、构建和谐社会等各个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德国证据禁止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近代以来，国内学者一直探讨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讨论我国是否应该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近代的联邦德国，也有证据排除理论，名为“证据禁止”理论，它与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相比，更加注重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探讨联邦德国禁止使用的证据是否有“远距离的影响”，即德国的“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其证明力，以期找到该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秀”之“高出、特出”义补说

王东在《<水经注>词语拾零》中指出“秀”有“高出、特出”义。通过全面查检《汉语大词典》以及详细分析《汉语大词典》中所有含“秀”的词条,笔者发现其中有部分含“秀”的词条忽视了“秀”有“高出、特出”义,释义未确,旨在纠正其错误。     

戏剧中的叙述者

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对戏剧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研究,其方法论借鉴于叙述学。叙述学是通过对小说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戏剧的叙述形式时,直接套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应用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在小说文体中,存在两类最重要的叙述者类型: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其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只存在于直接引语中,此时的全知叙述者沉默或者隐蔽,将叙述者的功能转让给了他(她)。同样的,在戏剧文体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对应于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第二文本的叙述者作为戏剧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叙述戏剧人物的外貌或心理状态等情况。在大部分戏剧文本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沉默的,而戏剧中的人物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     

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

笛卡尔以来，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但是，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开始，主体已经声名狼藉，主体哲学的范式被视为陈腐过时了，传统的主体之争已经没有意义，无论语言是第一位，或者自我意识的个体优先，这两个范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凸现和遮蔽着什么，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或者寻找一种介于这两种范式之间的思路倒是可能的，如米歇尔福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