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向城市保护神的转化

唐宋时期,佛教神灵毗沙门天王护城保民的特性鲜明地表现出来,在其流行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保护城池的重要神灵。随着它在民众中盛行程度的增强,其所具有的功能不断拓展,从掌控生死、消灾去病到驱除鬼魅、送子迎福无所不能。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佛教在唐宋时期的中国化、世俗化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与毗沙门天王的原始身份以及当时北方城市战乱频仍密不可分。     

《列女图》的流行与汉魏六朝女性教化

系统的、与文字版《列女传》配套的《列女图》在西汉成帝时期产生,成为一个有特定所指的系统的女性故事集,在儒家教化体系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在《列女图》的创作、应用与女性对《列女图》的接受等方面都有很明显的体现。六朝时期《列女图》在绘画领域成为主要题材之一,相关的文献及出土文物显示,《列女图》在日常应用也极广泛,尤其是成为贵族、皇室女性珍视的重要教育文本。这对于我们了解此时期女性接收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理论建树,特别是研究的重点不断拓宽,在基本内容、内在关系等方面颇为深入,呈现出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特点.同时研究焦点的视角不断衍伸, 但仍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盲点,而这正是必须深入耕犁的领域,我们也试图从思想下乡、范式建构、信仰研究等方面突破盲点,以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尽绵薄之力.     

《瞧瞧谁是英雄》中妖魔化的异国形象

美国的朝鲜战争小说《瞧瞧谁是英雄》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西方作者从优越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着眼,将韩国女性作为异国情调来建构而形成的,她还被置于理想化的西方人物形象的对立面而加以妖魔化。这一形象不仅是东方主义“西优东劣”思维定式下的“他者”和危及西方文明的落后群体,更是西方借此贬低东方、彰显西方文明的书写。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以2016—2019年2826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效率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监事会规模对关键审计事项与企业创新投入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不同供应链集中度的企业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据此,建议企业管理层积极分析关键审计事项,帮助利益相关者全面准确了解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内容;企业董事会及监事会充分把握与注册会计师沟通的机会,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决策能力及监督能力。     

论中国学术的本原范型

通过对史前文明发展的考察,可以探索中国学术的原始范型和基于此而生成的伦理性学术范型。在总体旨趣上,自然法则与主体意志的互含互成关系是促成中国学术本原范型的文化渊源和依据,在历史从自然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这一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对社会伦理本质的揭示与描述。伦理性特征作为中国学术本原范型的内在规定,体现为巫与史的融合且互为表里、数与术的结合且互相制约、情与性的交织且互相牵制。这种伦理性特征借助整体性的融合机制,使中国学术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持存着自足自成的文化根性和不断趋新的价值生命。     

论钱钟书的学术个性

钱钟书为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真理之勇和文章之德是其毕生所坚持的学术品格;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为其兴趣所在和努力方向;以语言为工具、材料为基础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超越种族差异而走上中西融通之路是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打通意识和史有诗心是其基本的学术观念;循环阐释是其主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路——以整合发展观为视角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法治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尽相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一方面必须吸收和接受外来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自身个性,以使法治发展适应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基于法治发展的这种两难状态,本文结合中国自身实际,引入了一种法治的新发展观--整合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审视探析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途径,从而提出在中国实现法治应当对法治要素进行位次排序.     

翻译的政治:马儒翰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都存在语言沟通的难题.但是,英方由于聘用马儒翰等人担任翻译,有效解决了政治沟通和情报收集等问题.他们充分借助马儒翰等人的中文知识,作出了合理的战略决策和军事安排.而反观中方,林则徐之后的几个主帅,出于怀疑汉人、明哲保身等心理,竟将为数不多的几个译员拒之门外,倚赖英方的马儒翰居中翻译.在缺乏翻译的情况下,清军前线主帅根本无法摸清敌人的真实动向,更无法核对所签条约文本的准确性.结果,清政府不但丧失了战争主动权,也丧失了谈判主动权,造成了很多原本可避免的损失.     

纯粹论还是工具论：探因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徘徊于纯粹论与工具论之间,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对文艺纯粹论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入的了解,更由于中国文学史没有文学自主的现实经验,使得他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论说时,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会觉得文学工具论更合时宜;其次,艺术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第三,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实用主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