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风俗变革与变革风俗

民国时期是时代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风俗的演进也进入到转型的阶段。风俗的全面变革促使了一系列变革风俗的产生。文章论述了当时风俗文化演进的三种趋势———对人的尊重、对迷信的涤荡以及政治因素的渗入 ,是民国风俗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标志     

世界体系中的"华南经济圈"及其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一

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经济联系建构了世界华商网络 ,并以此融入世界体系 ,形成了整个“中华经济圈” ;而包括粤港澳台闽桂琼在内的“华南经济圈”则构筑了“中华经济圈”的圆心 ,并维系其经济增长 (“圆周半径”)的动态平衡。“华南经济圈”由闽台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环北部湾沿岸经济区和环南中国海经济区所构成 ,它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主要在于地缘经济优势、特区经济优势和会展经济优势     

现代民族素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民族素质研究之三

本文从智能素质在民族素质结构中的作用、体能素质与智能素质的关系、智能素质和传统文化及民族历史积淀对民族心理、意识素质的影响等方面,对民族素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的理论思考

本文从边疆政策的历史沿革、"兴边富民行动"的历史背景、政策取向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的作用和意义。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原西藏地方政权对墨脱及其以南地区的统辖与治理

墨脱及其以南地区过去是我国珞巴族和门巴族的重要聚居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珞巴族先民就与藏族先民有着紧密的联系。珞巴族居住的珞瑜地区(包括墨脱)很早就为原我国西藏地方政权统辖和治理。     

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

《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不仅冲出族属的省界,流传于大半个中国,而且早已跨越国境,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格萨尔》研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人说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比国内早,而且成果颇丰,正如敦煌学在中国,而敦煌研究在国外一样。同样,《格萨尔》史诗在中国,而《格萨尔》研究在国外。其实不然,事实上,这部史诗以其“非凡的普及性”引起国外学者注意之前,早就受到了本族学者的热切关注。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弗洛伊德民族心理学思想述论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也是西方民族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俄底普斯情结、图腾与禁忌和民族群体领袖等理论,打开了民族学和心理学交叉研究的大门,对宗教思想和民族心理密切关系的阐释,补充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大力兴办儒学、社学、义学,推动了瑶族子弟向学之风的形成,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但受瑶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亦十分突出,并一直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