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动结式"动+宾+补"式

通过对元明清时期七种文献的考察发现,元明清时期的动结式虽然以动词与补语结合密切的“动 补 宾”式为常式,但是动词与补语结合不密切的继承前期的旧式“动 宾 补”式在这七种文献中也有将近200例。这表明后者当时仍然在使用,且非个别的语言现象。这说明前贤的有关论点尚不够确切。     

试论普通话和方言在城市的发展趋势———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简

基于南京市江宁区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普通话作为城市通用语的主体交际地位基本确立;江宁话的使用范围有所减少,但依然在家庭等非公共场所保持着较强的语言活力.普通话和方言在城市的不同交际分工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二者将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竞争和共存状态.     

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概念的哲学分析理论

维特根斯坦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开山人物。从哲学视角研究日常语言概念的意义表达和语法判定,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两大基点。就前者而言,维特根斯坦主要针对语言用来做什么的问题给予哲学意义上的解答;而就日常语言的语法判定而言,维特根斯坦主要从哲学方法上回答语言怎么样使用才能合法地用来表达与交流的问题。     

功能语法视角下英诗汉译的动静对比--以 Pippa’s Song 及其汉译本为例

运用韩礼德功能语法的及物性分析方法,从原诗与译本的过程、参与者、环境等功能成分来分析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Browning)的 Pippa’s Song 及其两个汉译本中的及物性,可以呈现英诗及其对应汉译的动静状态。分析结果表明,在及物系统视角下刘正译本比宗白译本更忠实于原诗,更能够体现原诗的静态之美,因而说明及物性系统分析可以作为英诗汉译的一种评价标准。     

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在语法和批判之间

早在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17、18世纪),西方解释学的哲学化进程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不是等到施莱尔马赫出现以后。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集中体现在丹豪尔的普遍解释学、克拉登尼乌斯的教育解释学、迈耶尔的符号解释学以及宗教的系统内的虔信派的情感和应用的解释学。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解释学的普遍性,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     

试论规定语法与描写语法

规定语法和描写语法在英语语言研究与教学中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文章从规定语法和描写语法的历史及发 展,及两种语法学家间存在的分歧,和应对两种语法持正确的态度等方面对这两种语法进行讨论.     

从汉语新词构造看汉民族思维方式

从语法角度可总结出汉语的不足与缺点,实际上在语用中几乎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与完善。因为汉语在使用中,非常注意贴近语境及汉语信息与语境假设之间的关联,并且非常注意从语境中吸取信息补偿的功能,使得汉民族语言显示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魅力。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也使汉语新词形成有着自己的特点。     

关于完善企业内部审计机制的几点思考

在依法治企的今天,完善企业内部审计机制,是规范审计工作的重要保障。鉴于我国企业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较差、领导关系多样化且层次较低的现状,应坚持独立性、权威性的原则,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在行政系统—经营管理系统设置审计机构是最佳模式选择。这种双向负责、双轨报告、保持双重关系的组织形式,在发挥监督职能的同时,也发挥了管理、评价与服务职能。     

论汉语时间副词"最"的存在与否

出现于诗词曲语中的"最"表示的是其基本意义:动作或状态程度高,并不具备时间副词"正"的语义特征:时间性,因而必须看作程度副词;"最"在句中的序位有时比较特殊,远离其修饰的成分,但从语义来看,只能指向其所修饰的形容词;有时"最"的比较功能弱化,并不表示程度最高,而是表示程度的确认,相当于"极、很",但这种变化并不会影响到"最"作为程度副词的语法功能.     

基于竞争分析框架的FDI溢出效应与挤出效应探究——对我国31个省市区39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选取2008年我国31个省市区3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分析框架,分析发现:外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但并不是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市场共同度、资源相似性越高,则溢出效应就越低,挤出效应越大,且溢出效应可能小于挤出效应。因此,我国企业还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以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摒弃模仿式战略,走差异化道路;也要合理地引导FD I的地域行业分布,以形成外资与内资企业适度竞争、相互学习的良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