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的君子

分析了孔子提出的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即“君子”,其人格特征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指出因材施教,是孔子在对君子的培养过程中所采取的重要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是君子的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孔子的君子观以及孔子培养君子的方法,在今天有借鉴意义。     

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展望

目的/意义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题,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对“放管服”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因此,系统梳理和比较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状况,对今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选取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重要期刊文献,对比分析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及研究内容差异。 结论/发现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热点主题存在“差异多、共性少”的特点,而研究团队则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研究内容则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高度一致性特点。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后阶段研究是对前期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最后,从强化研究团队间的沟通合作,深入推进案例和实证研究,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共同侵权行为有关问题浅议

共同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形态,是理论上争论较大的问题,同时也是审判实践中在认定和处理上都存有很大分歧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共同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共同侵权行为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对共同侵权问题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无罪推定与诉诸无知论证比较研究

无罪推定与诉诸无知论证的论证形式虽然相同,但实质却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诉诸无知论证转移了举证责任,无罪推定并未转移举证责任;(2)诉诸无知论证中的立论主体和评判主体相同,无罪推定过程中的立论主体和评判主体并不相同。正是基于这些根本差异,本文认为,无罪推定不同于诉诸无知论证,无罪推定的逻辑本质并不是“诉诸无知”。     

从“嗑瓜子事件”看教师教育惩戒权规制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班主任有权采取适当方式批评教育学生，但对何谓适度并未作出清晰界定。因此，班主任批评教育学生时容易将惩戒越界为体罚，同时，因为缺乏评价标准，涉及惩罚学生的事件往往成为舆论热点。2014年底，湖南省娄底卫校某班主任因惩罚学生而引发的“嗑瓜子事件”，迅速成为网络热点，再次证明了规制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应在坚持反对体罚的前提下，厘定“教育惩戒”与“变相体罚”两个概念的关系，并对教育惩戒权行使作详细规定。     

吉林省廉租房政策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对策

立足于吉林省廉租房政策实施效果的全面调查数据,概述了吉林省廉租房政策实施效果,以独特的视角深入分析了廉租房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亟需解决的共性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大连市对外开放新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确立并坚持实施“外向牵动”、“开放引领”等经济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建立起开放型经济体系。依托这一体系，全市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境外投资持续增加，服务贸易逐渐扩大。大连市要引导开放向纵深发展，必须在强化原有重点园区开放效应的基础上，抓住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机遇，构建对外开放新平台，促成梯次开放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重点任务之一。大连市如何立足区位优势，抢抓战略机遇，进一步优化投资和贸易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培育有序、透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引导开放向纵深发展，赢取对外开放的新优势，成为大连市全面落实三中全会改革部署的重要任务。     

朱有燉杂剧与“西游”故事传播

朱有燉杂剧《文殊菩萨降狮子》《蟠桃会》《辰钩月》诸剧对小说《西游记》成书有着重要影响,许多情节为其所吸收;朱有燉对西游故事的接受存在事实可能,吴昌龄、杨景言所作西游杂剧当为其观览;朱有燉及其杂剧在西游故事传播过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是中原文化故事系统融合西北故事系统的结果。     

政治过程视角下的执政党实现人民利益能力建设

实现人民利益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而能否实现好人民利益，又要依靠党的执政，依靠党的实现人民利益能力的不断提升。从人民利益实现过程分析，党实现人民利益的能力主要包涵人民利益表达能力、综合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以及反馈能力。现阶段执政党要提高实现人民利益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制度建设，不断开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新局面。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