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贸易不平衡性分析

1979年以来两岸贸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不断取得新进展。而自1980年开始,两岸贸易出现失衡,呈现出一种不对称、不平衡发展的态势,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贸易逆差不断增长。在分析两岸贸易不平衡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两岸贸易不平衡增长的原因,提出了促进两岸贸易平衡的思路:(1)提高产品生产能力及产业内贸易水平;(2)利用双方形成的新经贸关系扩大对台优势产品出口;(3)建立"大中华经济圈"。     

权力差距与国际贸易

权力差距,即霸权国与次等大国之间,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差距,其大小驱动国际贸易水平的高低。该文试图说明,大国之间的权力差距是决定国际贸易走向的重要变量,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论述为什么权力差距是解释国际贸易波动的合理变量,以及其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通过将1993-2008年世界贸易的状况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比对,以此来对假说进行验证。     

论发展中国家对待WTO环境与贸易问题的立场

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贸易问题上采取的防御立场,是使WTO多哈回合环境与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贸易与环境问题谈判本身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没有切实履行承诺、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不足以及WTO决策程序和谈判规则的不民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采取防御立场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要在今后的谈判中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就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环境合作,同时制定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法律制度。     

出口贸易与污染排放、治理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1995-2009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出口贸易与污染排放、治理投资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如下：出口贸易变化是污染物排放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出口贸易对污染物排放的结构效应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但对不同的污染物,规模效应不尽相同;不同污染物的治理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也不同,但是总的治理投资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利。     

当代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新体系及其作用机理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对关税和传统非关税壁垒的约束,非关税壁垒形成以技术壁垒为核心的,包括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社会壁垒和道德壁垒在内的新体系,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新贸易壁垒.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新型非关税壁垒表现出合理与保护的二重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和实施标准、法规和程序的复杂性,从壁垒的实施过程来看,新型非关税壁垒具有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的双重限制作用.     

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出口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固定市场份额模型(CMS)的分析

自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东盟已经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具有地理位置相近、自然资源禀赋互补、出口产品结构相似、进出口贸易互补等许多优点,这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但是,中国—东盟也呈现着出口商品趋同、主要出口对象相似等问题,其一定程度上制约彼此贸易往来。一方面,中国应利用好中东贸易区建设的有利契机,配合区内其他国家,制定好互利共赢的政策;另一方面,要警惕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出现的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的"假象",在继续重视市场规模效应的同时,更加注重商品结构效应。     

论电子商务的法律规制

电子商务是２１世纪最主要的工作手段,也是最普遍的商业行为。伴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由电子商务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如何规范电子商务行为,如何将其纳入法制的管制之中,是目前各部门法律亟待解决的课题。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贸易技术壁垒攻守战略

我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技术壁垒已成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中重要的非关税壁垒之一,并给我国农产品贸易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我国农产品的贸易技术壁垒攻守战略,它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支持与参考。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实证研究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对1992-2011年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了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中澳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且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逐渐增强;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近年来有所增强;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异、澳大利亚市场开放度、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和农产品贸易不平衡对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全球化何时帮助穷人？

全球化与贫穷之间有何联系?发展中经济体长期以来一直将国际贸易和金融作为发展的解决方案,但全球35%的人口仍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探究了这种联系,但仍未得出结论。我们回顾了相关文献,认为要理解全球化与贫穷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根本理解针对最贫困人口政策背后的政治动机。具体来说,我们主张学者需要明确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一认同超越了发达国家主流的传统左右翼分歧的观点。我们为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开始推动意识形态起作用以及为什么必须评估全球化与贫穷的联系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我们还对我们的论点提供了初步的定量和定性检验。最后,两个学科的学者为了评估贸易与贫穷之间的联系,必须开始评估政府对扶贫再分配的承诺(而不是受制于既得精英利益集团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