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财税政策

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是商品供不应求的简单经济矛盾引起的,而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经济失衡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能暂时起到抑制投资过热、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能解决我国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经济矛盾.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不仅需要采取"从紧"控制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需要从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矛盾入手,采取"从优"调整结构的财税政策.     

略论青海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关系

中亚国家独立不久,青海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关系就已展开,然而,至今双方之间的贸易关系仍然在低水平徘徊。分析青海与中亚国家发展贸易的条件,进而积极寻求拓展二者之间贸易关系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海峡两岸物流量的预测与估算

由于两岸没有建立正常的经贸往来,所以无法获得两岸物流的模式和数据,两岸物流业者和政府也无法进行物流规划。依据公司内贸易理论,以台商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和时间趋势为解释变量,建立预测模型,在预测未来两岸贸易额的基础上估算两岸物流量。结果表明：到2009年,两岸的物流量将达到28．17亿t。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问题与建议

指出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必要性,针对中国科技兴贸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落实科技兴贸战略的政策建议。     

中间品贸易视角下的国际研发合作行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与国外企业进行研发合作逐步成为国内企业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从中间品贸易视角出发,通过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分析探讨影响产业链下游企业进行国际研发合作内生性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只有在研发溢出效应比较小的时候,产业链下游企业才会选择进行国际研发合作.但如果研发溢出效应过小,下游企业的国际研发合作行为会导致本国社会福利水平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游市场垄断势力增强以及最终品贸易成本下降均会对产业链下游企业的国际研发合作产生促进作用.     

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外贸及FDI对就业的影响

文章建立了关于就业的线性计量模型,并通过中国30个省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主要检验了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外贸、FDI等对于就业的作用。经济增长仍显著促进了就业增加;FDI促进了就业增加,但拉动作用较小,东部与西部的FDI并未显著促进就业;总体上,出口拉动了就业增加,但其作用也不是很大,仅东部的出口显著促进了就业增长;进口显著抑制了国内就业。并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见解。     

供应链中信用交易的演化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供应链中信用交易的演化过程,建立了供应商和零售商信用交易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两类个体在守信与失信两种策略下的行为特征,根据复制者动态方程得到了两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政府失信惩罚机制下的行为演化和演化稳定策略,给出了从根本上消灭失信动机的惩罚区间,分析了政府失信惩罚机制的有效性,探寻国内信用制度建设的发展路径。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证明了结论的正确性。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制度意蕴及实现路径思考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作为实现学前教育普惠性改革发展目标的制度构建,所蕴含的意蕴在于扩展国家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园位)资源的渠道,让普通人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学前教育服务需求。民办幼儿园满足一定条件经法定程序认定为普惠性幼儿园,可以享受国家相关政策优惠。国家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政策优惠区分为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引导政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园位)资源的补助政策,以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支持政策三个方面。     

英国脱欧视角下中英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对中国和英国服务贸易TC数值、RCA数值以及服务贸易开放度进行测算,衡量中国和英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两国在服务贸易各部门的优劣势,最终得出结论:中国在建筑这一服务贸易项目下国际竞争力比较突出,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发展迅速,目前该类服务竞争优势已经超过英国;英国在金融和保险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竞争优势比较突出。据此,对中国如何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以及英国正式脱欧后中英两国服务贸易如何发展提出建议。     

Trade and jobs in Europe: The role of mode 5 service expor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EU employment supported by extra‐EU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has increased markedly, with a shift towards jobs supported by services exported as part of manufactured goods. The authors seek further insight into this trend through the full decomposition of trade flows using a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and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for 40 countries and 35 industries over the period 1995–2011. Their findings call for reflection by policy‐makers regarding the four traditional modes of service supply und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with a view to adequately capturing this new reality in global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