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应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考虑到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功能。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下,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约束力远不如在传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那么有效、广泛。民族地区只有在维护自身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协调功能。因此,民族地区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把其改造成为“强生态文化”,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适应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     

论信息技术条件下学习文化的再造

信息技术条件下学生的学习,实质是学生在与技术与生活相接触的过程中,创造和建构着个人意义的理解,即学生在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行互动。信息技术条件下学习文化的再造应以建构主义理论、人的主体性理论、活动理论、学习环境理论为基础,注重学习情境、学习活动、学习资源的设计。     

中西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代表性的礼貌原则,说明了它们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在不同的主流文化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某些差异也在发生变化。     

The Ecology of Family Guidance in Low-Income Mexican-American and European-American Families*

This two-part study applied an ecocultural perspective to socialization of daily and long-term goals in low-income Mexican-American and European-America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n third, fifth, and seventh grade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examined family members' participation and parents' socialization goals and guidance strategies for their children's daily household chores and homework activiti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tudy examined parents' long-term aspirations and guidance strategies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vocation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For daily activities, results showed that in Mexican-American families both parents and sibling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whereas in European-American families parents were the primary socialization agents. As predicted, in both groups parents' expertise influenced their guidance strategies. Finally, Mexican-American and European-American parents differed in their relative endorsement of gender, relational, and self-reliance goals for household chores. For long-term goals, parents in both groups held high educational, vocational, and moral aspir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However, some parents of seventh-graders had lowe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aspirations than those of fifth- and third-graders. Although expertise consistently influenced Mexican-American parents' guidance strategies, the pattern for European-American parents was mixed. The discussion highlights between- and within-group differences in daily and long-term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with an emphasis on resourc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the families.     

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及其历史使命

本文依据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宗族的变化和发展，探讨了海外华人宗族文化的实质与特征。认为海外华人宗族文化是华夏宗族文化的外延和演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以及开放、兼容、更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因而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据此对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与历史使命作了展望和简要论述。     

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的非线性作用机理——组织二元结构文化与创业导向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如何提升企业组织创造力以促使企业创新变得至关重要。企业战略是影响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情境因素。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发展的战略核心。然而,现有研究对市场导向与企业创造性产出之间关系的观点却不一致。创业导向如何影响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的作用也尚未得到关注和研究。本研究以145家企业的979份高层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的套问卷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产生倒U型影响,且倒U型影响通过二元结构文化（一致性文化与适应性文化）的不同传导机制而产生,即：一致性文化在市场导向与组织创造力之间正向中介效应随市场导向的增强而减弱,并在高度市场导向时转变为负向中介效应,而适应性文化在市场导向和组织创造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究还发现：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的倒U型影响受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即：当创业导向较高时,市场导向对组织创造力的积极影响随市场导向的增强而逐渐增强,反之,则逐渐减弱。研究结论为提升企业组织创造力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多层次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多层次社会资本内涵,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结构型、个体家庭关系型和个体家庭认知型社会资本,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和村庄团体社会资本,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东、中、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不同省域间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③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东、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村庄团体社会资本对中部省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马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引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法治文化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将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 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是我们党在法治建设上的重大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提供了新的 发展思路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马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蕴含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价值,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本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的建设方向。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